工業生產穩步向好。10月份，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347.69億元，比上年同月增長9.8%。其中，重點工業行業增長穩定，新興產業持續快速發展，工業效益繼續改善。1至10月，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3314.7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9%，增速與1至9月持平。

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1至10月，全省固定資產投資9103.4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1.6%。一是施工項目增長加快。1至10月，全省施工項目12167個，比上年同期增長32.8%，增速比1至10月加快0.3個百分點。二是投資結構繼續改善。第一產業投資168.3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9.8%，第二產業投資1889.4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7.3%，第三產業投資7045.5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2.6%，高于第二產業投資增速5.3個百分點，高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0個百分點。三是高技術產業投資快速增長。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比上年同期增長53.4%，高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31.8個百分點;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比上年同期增長36.2%，高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4.6個百分點。

物價水平總體穩定。10月份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同月上漲1.3%，漲幅比9月擴大0.1個百分點。(楊婉華)

　　經審查，楊通道在擔任榕江縣發展和改革局局長、黨組書記、副縣長期間，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額財物。

　　楊通道身為黨員領導干部，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且在黨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黔東南州紀委常委會審議并報州委批準，決定給予其開除黨籍處分;經黔東南州監察局長辦公會議審議并報黔東南州人民政府批準，決定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觀摩團一行先后前往凱里市鴨塘鎮中壩村“農村淘寶”服務站、互聯網眾創產業園、銀田農產品物流園進行觀摩園區電商進展工作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隨后在州政府召開總結會，相關部門負責人對工作推進情況進行匯報和安排。

陳應勇強調，發展電子商務工作要有以市場為主體的工作意識，圍繞企業謀劃開展相關工作，圍繞產業發展引進相關專業團隊，支持企業利用中介服務機構編制項目，各級各部門必須把電子商務作為我州彎道取直、后發趕超的戰略選擇。

陳應勇強調，電商發展要在提升質量上狠下功夫，相關職能部門要高度重視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和生態環境質量，嚴格按照國家、省的要求，建立質量領導小組，通力合作，完成相關驗收工作，形成合力抓落實。各縣市的電商子商務要明確發展目標，并把電商發展納入增比進位的考核目標，同時要強化好組織領導，落實黨委政府一把手親自抓，強化政策支持和環境打造，強化監督管理，為我州電商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州委組織部、州委宣傳部、州發改委等州直相關單位主要負責人、各縣市(區)及相關電商企業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會議。

幼兒園里有條“民族文化街”

刺繡、蠟染、剪紙、編織、舞蹈、打糍粑……近日，記者走進凱里市，被“民族文化進幼兒園”深深吸引。走進凱里市第四幼兒園，一個名為“民族一條街”的活動區域在整個色彩斑斕的樓道里格外顯眼。

“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呀?”

“待會兒告訴你。”5歲的若蘭抿嘴一笑。

等待間隙，記者注意到，在這條不長的“民族一條街”里，不僅刺繡、蠟染、剪紙、編織等特色民族元素一應俱全，民間小吃、現磨豆漿、打糍粑等活動小朋友們做得有模有樣。

只見，身穿民族服飾的孩子們圍坐在大大小小的圓桌旁，全神貫注地完成自己的作品。“這是我們的苗族刺繡，我繡的是一朵花。”若蘭睜著大眼認真地介紹。這幅雖然并不十分精致的刺繡，卻線條流暢，色彩鮮艷，構圖明朗。

凱里市第四幼兒園園長歐江南介紹，2013年，凱里市把“苗侗文化與幼兒園課程相結合”，將苗侗民族的節日、文學、音樂、工藝、建筑、歌舞、飲食文化、體育運動等滲透于幼兒園的一日生活中，并開設了刺繡、蠟染、銀飾、民族小吃等民族元素活動區域。“民族特色課程占到了各幼兒園課程的30%左右，民族文化融入幼兒園課堂，不僅豐富了辦學內涵，提高了保教質量，也很好地傳承了當地的民族文化。”歐江南園長說。

同時，凱里市各幼兒園還結合黔東南州各民族傳統節日，開展相關慶祝活動，邀請家長和孩子共同參與，唱民族歌，跳民族舞。

民族文化在娃娃心里生根發芽

今年4歲的李穎是個可愛乖巧的苗族小女孩。別看她只有4歲，小小年紀的她不但會跳苗族舞、唱苗族歌，而且提起自己身上的苗族服裝，小家伙總是一臉驕傲地說：“這是漂亮的苗族服裝，奶奶給我做的”。

小李穎對于苗族服裝的熱愛源于一個叫“民族服飾日”幼兒園主題活動。她所在的凱里市第三幼兒園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一都是“民族服飾日”，這一天，全園師生都會穿上民族服裝。

該園園長韋亞琳說，剛開始很多家長不能理解，認為這是形式主義。但隨著時間慢慢推移，主題活動一次次地舉辦，家長們逐漸意識到，這樣的主題活動對于建立孩子的民族自豪感有不小的幫助。現在，“民族服飾日”已經成為家長與孩子的親子節日，不管是爸爸媽媽還是爺爺奶奶，都與小朋友一同穿上民族盛裝，一同走秀，一同歌舞。

從今年以來，凱里市第三幼兒園還結合黔東南州節日和重大喜慶日子里身著盛裝服飾和銀飾的特點，以“美麗的銀飾”為課題，開展了銀飾和服飾設計、搭配、創造、表演等活動，培養幼兒的想象能力、動手能力和審美情趣。

同樣，在凱里市第八幼兒園、第六幼兒園、第七幼兒園及豐球親子幼兒園、新時代幼兒園……記者足跡所到之處，都能感受到這些幼兒園里濃厚的民族文化氛圍，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在凱里很多幼兒園展開。

凱里市教育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止今年，凱里市幼兒園的少數民族幼兒共有16951人，占全市在園幼兒的77.8%，其中，苗族和侗族幼兒有14826人，占全市在園幼兒的68.1%。這么多的孩子會唱侗歌、會跳苗舞、還會刺繡，民族文化正在凱里市的幼兒園里播下喜愛、自信、自豪的種子，悄然生根發芽。（來源：貴州都市網）

(資料圖)2016年5月23日，李克強考察湖北十堰市民服務中心，細詢實施效果，并再次重申"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當了解到營改增后稅收額雖有所減少，但稅基卻在擴大后，總理說，我們推出這項改革目的就是為企業減稅，通過放水養魚，激發市場主體的更大活力。

近日三季度經濟數據一一出爐，除了備受關注的GDP增長數據之外，減稅降費也成為這一系列數據中的新亮點。財政部日前發布數據顯示，9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8243億元，同比下降0.7%，該數據是自2015年2月以來的首次下降。

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上，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成為最大的亮點。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承諾，使得在全球經濟陷入“新平庸”窘境下，中國經濟依然保持穩中有進增長的原因。

李克強總理甚至直接指出，“我再強調一次，不是只有增加赤字、搞大工程才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給企業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資料圖)2016年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全面實施營改增到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考察并主持召開座談會。中國日報 馮永斌 攝

在一般認知中，對于積極財政政策的認知一直集中在擴大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赤字進行政府投資的方向上。也正是在這種思路指導下，“突擊花錢”幾乎成為每年年底的常規爆點新聞——年底有節余就努力花掉，以免第二年預算減少。但是，這樣的“積極財政政策”圖了一時痛快和一時的數據表現，當全球經濟集體進入下行區間，這樣的財政政策也正在顯現出后繼乏力。

相反，減稅方向的財政政策，看似在短期內無法達到提升GDP的效果，甚至還會影響一段時期的財政收入增長。但我們從三季度經濟數據保持穩中有進就能看出，減稅其意義不僅在于為企業減負，而是通過減稅，構建起一個企業負擔合理、不影響中國經濟競爭力并有利于創新和民生的稅制結構。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提出，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稅收收入減少。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從這個角度來說，減稅確實是最積極的財政政策。

中國的企業稅負處于偏高水平，加上隱性稅收，社保支出，企業負擔極為沉重。沉重的稅費負擔，還會導致偷稅漏稅盛行，如果不被發現，則逃稅漏稅者生存，本分守法的商人被趕出市場;如果要加強監管，意味著財政在征稅環節上又需要支出一大筆不必要的成本。重稅之下，很容易就陷入“劣幣驅逐良幣”的窘境。另外，相比負擔沉重的民營企業，國企卻能經常性獲得補貼和稅收減免等等優惠政策，甚至地方保護，這些企業對稅收增長并沒有深刻痛感，相反，私營企業則很容易被稅收逼入絕境。

減輕企業的負擔，就是在減輕中國經濟前行的包袱。在這種環境下，減稅不僅是企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從人們對于“加稅”謠言的意見反彈中，我們也能看出減稅更是民心之所向。

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述，為企業減免稅負可能會暫時減少財政收入，但卻可以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是“放水養魚”，長久來看是在涵養稅源。

從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來，前8個月累計減稅2493億元，預計今年全年將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可以說，三季度的經濟數據已經檢驗了減稅降費的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未來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應放在逐步減輕經濟增長對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的依賴。這方面可供選擇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進銀行的消費信貸;適當增加財政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別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財政轉移性支出數量等等。

以減稅而非以擴大政府支出為重心，才是未來經濟發展最大的信心和底氣所在。

據介紹，紅十字會法的一審稿中，沒有將這些工作列入紅十字會的職責。有些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地方和部門提出，現行有關行政法規和文件規定了紅十字會在造血干細胞、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方面的職責，實踐中紅十字會在相關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增加這一規定。

此外，修訂草案第二十四條對紅十字會接受社會監督作了規定：“紅十字會應當建立健全信息公開制度，規范信息發布，在統一的信息平臺及時向社會公布捐贈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況，接受社會監督。”

在百姓對于生活質量提升和分享改革紅利的渴望中，我州“民生圖景”遞次展開，點亮了萬家燈火的溫暖。

以穩為基，不斷筑牢民生幸福底線

“我能活著，全靠政府!”家住雷山縣大塘鎮掌坳村的苗族群眾吳慶杰如此感慨。正值壯年的他卻在2010年被確診患上尿毒癥，社會救助走進了他的生活：農村低保兜底，大病醫療救助報銷3萬多塊錢。“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是國家現行醫療救助制度的重要補充，它從根本上解決了許多困難病人身患重病無法支付醫藥費的問題。避免了部分困難群眾因病返貧、因病致貧、因病死亡，老百姓對此非常感激。”雷山縣民政局工作人員楊蘭介紹說。

以州(市)為單位全面開展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我州是全省第一家，惠及全州近100多萬城鄉困難群眾，對有效緩解因病返貧的現象有著重要作用。

黔東南經濟欠發達，但民生工作不落后，甚至要超前。彰顯的是執政的智慧與敢負責的勇氣，折射的是政府的惠民之心和為民之德。

新常態下，我州堅持以“底線思維”、“兜底理念”謀劃推進民生工作，努力建機制、兜底線，織好民生“安全保障網”。

在民生底線的劃定上，我州率先在全省實現了以市(州)為單位統一制定和調整城鄉低保標準的工作機制。全州城市每月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準由2011年底的262.35元提高到2015年的451.35元;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年平均標準由2011年的1360元提高到2015年的2590.59元。

沉甸甸的民生資金增長清單，一組組低保標準提高的數字背后，對應著每一個幸福的黔東南人，蘊含著州委、州政府“民生至上”的價值追求。“十二五”以來，州縣財政共投入救災資金4.54億元，比“十一五”期間增加1.64億元。

目前，我州基本構建起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為基礎，以災害、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等專項救助為支撐，以臨時救助、社會幫扶為補充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框架。

無論是前行、還是回望，老百姓都能夠在自己身上、自己身邊，深深感受體會到我州不斷夯實的民生幸福底線。

以人為本，不斷滿足民生基本之需

民生，非常細微。一枝一葉，它的萌生和飄落，都會讓人感受到社會上的春秋冷暖。

我州每年都著力篩選、實施新的“十件民生實事”，涵蓋了就業、居住、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基本民生需求和公共服務。

住房是什么?于小家是港灣依靠，更是希望;于國家是安居之本，更是社會和諧之根基。“十二五”期間，我州保障性住房目前已竣工8.24萬套、分配入住5.69萬套;農村危房改造已開工40.88萬戶，竣工38.69萬戶。

安居工程，改變了曾經“望樓興嘆”的困難群眾生活狀態，也提振著他們的精神狀態;改變著城鄉容貌，也演繹著黔東南建設的和諧美麗。

壓力大、難度大，但關乎百姓根本利益的就業問題，依然堅定地被州委、州政府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各級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全州兌現各項就業優惠政策資金達134480.07萬元，是整個“十一五”期間的232.25%。

經濟下行壓力之下，就業人數不降反升。2011年至今年10月31日，全州實現城鎮新增就業267744人，職業技能培訓107776人，實現就業77488人，就業率71.89%。開展農民工技能培訓95132人，創業培訓13481人，新增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331805人。

有一份工作，生活有了依靠。拓寬就業創業渠道，更深遠的意義是拓寬了廣大群眾走向經濟獨立、進而實現人格獨立和有尊嚴生活的路徑。

為此，我州率先建立“城歸人員創業園”，這即使放在全省全國來考量，也是首創之舉。

目前，全州共建設完成16個城歸人員創業園，已吸納1776戶經營者入駐，其中返鄉農民工964戶，占創業總數的54.28%，帶動農戶就業15581人。

“十二五”期間，全州促進各類人員自主創業達到6.45萬人。

從安居到樂業，群眾真切地感受著“有了一個家的溫暖”、“有一份工作和事業的幸福”。

以惠為綱，不斷打開發展幸福之門

發展是破解一切難題的“總鑰匙”，也是解決民生一切問題的關鍵。

依托經濟發展增進民生福祉，我州千方百計讓發展的實惠來到百姓身邊，實現民生發展與經濟發展互動互促，民生“短板”不斷補足，萬家民生“燈火”點亮，全州各族人民的生活也更加殷實、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全州新建、改擴建鄉鎮綜合文化站196個、農家書屋3315個、數字農家書屋72個，新設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服務點3118個。建設鄉鎮農民健身工程73個，村級農民健身工程1149個，全民健身路徑工程349套，建成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11.8萬座、“戶戶通”工程16.7萬戶。

全州建成水利工程近3萬座，累計新增解決188.44萬農村人口和24.66萬學校師生的飲水安全問題，農村人口飲水安全達標率達到92.4%。光纖到戶覆蓋家庭數突破150萬戶;城市寬帶接入能力20M用戶覆蓋比例達到80%，農村寬帶接入能力4M用戶覆蓋比例達到60%。

發展不只是數字，也是每個人的生活。新常態下，我州不斷提高發展的包容性，把發展中的“民”字寫得更大，州委、州政府堅持把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擺在深化改革“制高點”——

州級政府機構改革全面完成，縣級改革全面推進;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基本建設項目審批、核準、備案權限最大限度下放到縣市;州政府工作部門普遍成立行政審批服務科，推進行政審批“兩集中兩到位兩統一”;“先照后證”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全面推行……

件件民生事，事事贏民心。穿越無數艱難與光輝歲月的執著夢想，關于民生的接力棒傳到今天，黔東南每一個人對“幸福”的定義和感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觸手可及。

把黔東南建設得更加和諧美麗!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州委、州政府將繼續深度詮釋“民生”要義，不斷譜寫黔東南和諧幸福新篇章。

據介紹，今年2月初，黔東南在全州16個縣市建立了“民生資金云”大數據平臺。該平臺集“數據查詢、數據預警、數據分析”于一體，具有數據海量存儲和數據自動處理特性，通過互斥資金比對、資金發放比對、受益對象身份比對等模塊分析，可準確判斷異常信息并第一時間作出預警。除后臺進行數據分析和監督外，群眾可以在前臺系統上查詢到自己民生資金受益情況，也可以通過二代身份證掃描、手控觸摸或輸入、語音播報等方式，查詢了解有關民生政策、項目、資金等涉農信息，極大地方便和保障了群眾在民生資金發放和民生政策上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從而更大限度地發揮了群眾的監督權。“以前我們都不清楚村里哪些人在享受低保，每個月領多少?現在有了這個平臺，我們得空的時候，來這里一查就清清楚楚的了，太方便了!”劍河縣革東鎮張九翁爽快地說道。

今年5月，劍河縣紀委通過數據預警顯示，利用“大數據”平臺的“互斥”功能比對，發現了革東鎮光條村、城東社區、城南社區、城西社區的4名村干部通過隱瞞手段，騙取城農低保救助資金違紀問題線索，隨即將問題線索轉給相關民生監督組調查核實。問題查實后，4人均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雖然大多數鎮、村干部犯的錯誤都不算嚴重，但我們通過‘大數據’平臺，精準發現、處理、教育、警示，讓他們及時反省、改正錯誤，既維護了群眾利益，也保護基層干部不至于越陷越深。”劍河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田永富說。

據了解，黔東南州“民生資金云”大數據平臺建立以來已錄入我州各類民生資金項目213種，數據3900多萬條，涉及金額約為108億元。通過該平臺發現民生領域問題數5.23萬個，僅2月至3月，發現的問題數就超過了2015年全年的總和。“通過建立民生資金云大數據系統打造‘數據鐵籠’，精準鎖定問題對象，直奔具體問題開展核實，提高了監督執紀的效率和精準性。”州委常委、州紀委書記黃興文說，科技手段運用于執紀監督，既及時發現問題，保護群眾切身利益不受侵犯，也倒逼干部履職盡責、干凈干事。（羅應滔 羅科麗）

此次改革試點工作以管理體制、藥品采購、服務價格調整、醫保支付、人事薪酬、醫療衛生資源規劃為改革重點，先行先試，大膽探索。以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為關鍵環節，通過"一取消二降低三規范"(取消藥品加成、降低藥品耗材虛高價格、降低大型檢查和檢查收入占醫療收入比重、規范藥品合理使用、規范醫療服務價格、規范醫保報銷途徑)措施，為公立醫院調整價格、提高薪酬留出空間;統籌推進管理體制、人事編制、收入分配、醫療監管制度建設，有效調動公立醫院和醫務人員積極性;以構建分工協作的服務體系為載體，統籌推進醫療資源規劃布局、分級診療、社會辦醫、人才培養等工作，逐步形成合理就醫秩序，逐步建立基層首診、分級診療、雙向轉珍的就醫新格局。

綜合改革試點工作醫院有：州人民醫院、貴州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州中醫院、州民族醫藥研究院附屬苗醫醫院。按照《方案》要求，到2017年，初步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醫療服務體系能力明顯提升，就醫秩序得到改善，衛生總費用增幅與全州生產總值的增幅相協調，群眾就醫費用負擔明顯減輕、滿意度明顯提高。（李凱）

煤電機組超低排放改造是指，通過工程技術，將現役煤電機組的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限值在基準氧含量6%條件下由現行的30、400、200毫克/立方米下降到10、35、50毫克/立方米。

黔東電力有限公司認真貫徹國家環保政策，主動履行和好承擔社會責任，自我加壓，將投資2.3億元實施超低排放改造，改造任務將于2018年完成。改造后，將新增削減氮氧化物約2188.83噸、二氧化硫約4937.36噸、煙塵約270.54噸，環境效益顯著，對改善區域環境空氣質量和推動煤電行業轉型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精心組織部署，統籌推進打擊工作。公安部“貴陽會議”召開后，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廳的部署要求，黔東南州公安局黨委高度重視，精心組織，及時召開了全州嚴打“盜搶騙”犯罪工作會議，成立以黔東南州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吳智賢同志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制定下發了《黔東南州公安機關嚴打“盜搶騙”犯罪專項行動實施方案》，細化措施、夯實責任，確保專項行動順利開展。強化工作機制。黔東南州公安局出臺“盜搶騙”案件相關工作機制，實行“一周一通報，半月一點評、一月一調度”、“把兩搶案件當命案偵破”，對打擊“盜搶騙”案件做到實時跟蹤，有序推進。

二、嚴格考核獎懲，確保責任落實到位。專項行動開展以來，全州各級公安機關嚴格執行制度，強化考核獎懲，落實工作責任，確保整體打擊能力提升。全州各級公安機關采取領導包聯制度，主要領導親自負責、親自部署，通過督導暗訪、專項檢查等多種方式加強專項行動的督導檢查，確保各項任務落到實處;堅持重大案件督辦制度，落實破案責任，切實提高案件偵辦效率;落實考核考評制度，將打擊“盜搶騙”犯罪專項行動確定為全州今年“十一項重點”工作之一，納入全年目標責任考核之中，并定期進行考核通報，加大獎懲力度，對于排名靠后的單位及時進行督導會診分析。通過各項制度措施的運用、落實，全州各級公安機關成功偵破了公安部督辦的鎮遠縣“3.28”跨多省州挖掘機配件系列盜竊案，麻江縣系列盜竊耕牛案，劉強等沿河籍跨省入室盜竊系列案等一大批大要案件，沉重打擊了“盜搶騙”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

三、狠抓情報研判工作，著重打擊。一是警種聯動，專班打擊。刑偵支隊、合成作戰室等專業情報研判團隊捆綁各縣刑偵情報民警，以團隊對團伙，專班對專業，全方位打擊“兩搶一盜”違法犯罪，切實加大對重大案件、團伙案件和系列案件的偵辦力度，研判結果推動專班快速落地核查，形成了研判—生成—落地—反饋的閉環運行格局，使案件得到及時偵破，有力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二是扁平化、可視化指揮調度快速反應。黔東南州公安局情指中心依托一體化情指平臺對“兩搶”警情，形成以案發地為中心的封控圈快速合圍，對犯罪分子形成強大震懾，實現快偵查、快核錄、快抓捕、快追贓。

四、強化宣傳報道，擴大專項行動社會效果。專項行動期間，全州公安機關加大宣傳力度，充分發揮電視、廣播、公安微博、微信等媒體作用，發布警方提示、宣傳典型案例和安全防范常識，全面揭露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傳授防盜、防搶、防騙技能，切實增強群眾防范意識。尤其是在公安部組織開展的全國打擊防范“盜搶騙”犯罪宣傳周期間，全州各縣積極行動，采取多種形式大力宣傳專項行動期間偵破的“盜搶騙”案件。共召開贓物返還會7場、印發宣傳資料74000余份，懸掛橫幅72條，制作宣傳展板25個，現場返還群眾被盜轎車7輛，摩托車40余輛，返還贓款、贓物累計20余萬元，充分展示了公安機關打擊“盜搶騙”犯罪取得的顯著成果，彰顯了黨和政府打擊犯罪的堅定決心，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2016年以來，全州“兩搶”案件同比下降63.82%，抓獲的“兩搶一盜”案件違法犯罪嫌疑人員中，吸毒人員作案的比例由去年的11.3%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9.79%。

一、狠抓禁毒工作保障

州級層面成立了州委書記李飛躍擔任第一主任、州長馮仕文擔任主任、分管聯系領導為副主任、相關職能單位為成員的禁毒委員會。各縣市也成立了相應的禁毒委員會，設立禁毒辦負責日常工作的調度。2015年以來，州委常委會5次專題研究部署禁毒工作，州政府常務會議7次研究推進禁毒工作。州委、州政府制定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禁毒工作的實施意見》(黔東南州黨發〔2015〕11號)、《黔東南州禁毒工作責任追究實施細則》(黔東南黨辦發〔2015〕36號)，在組織領導、機構設置、落實責任、機制創新、經費保障等諸多方面予以明確，解決了一系列重大難題，有力推動全州禁毒工作特別是吸毒人員管理幫教工作的開展。2016年，黔東南州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審議了《黔東南州禁毒工作情況報告》，督促整改禁毒工作難題;州政府黨組常務會議專題研究戒毒場所項目建設推進工作;全州2016年禁毒工作會議傳達學習貴陽禁毒工作經驗總結推廣暨全省禁毒重點整治工作會議精神，深入分析問題和薄弱環節，研究部署全州禁毒工作;州政協組成調研組對全州吸毒人員的管理和幫教工作情況開展了調研;州級、凱里、榕江、麻江、臺江、施秉禁毒辦落實了實體化設置，為吸毒人員管理和幫教工作有序推進提供了組織保障。

二、狠抓各類毒品違法犯罪打擊

2015年以來，在上級公安機關的統一領導下，黔東南州公安機關充分發揮打擊毒品違法犯罪的主力軍作用，深入開展“利劍行動”，嚴厲打擊各類毒品違法犯罪，狠抓大要案件偵破。全州共破獲毒品刑事案件397起，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480人，起訴毒品犯罪嫌疑人397人，繳獲各類毒品32.58公斤，始終保持對吸毒違法犯罪活動高壓態勢，最大限度減少了吸毒人員的增量。

三、狠抓毒品問題重點整治

目前，黔東南州沒有被國家禁毒委掛牌整治的縣(市)，2015年榕江被省禁毒委掛牌重點整治。對此，在州委、州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州人大、政協的監督指導下，通過簽訂責任狀，蹲點督導等方式積極指導榕江縣推進重點整治，成功扭轉嚴峻的毒情形勢，2015年榕江縣人民群眾安全感達97.99%，全省排名26位，成功摘掉省禁毒委重點整治地區的牌子。2015年，州禁毒委對近年吸毒群體龐大、吸毒販毒問題突出的黃平縣谷隴鎮、外流販毒突出的天柱縣江東鄉掛牌重點整治，通過落實重點整治系列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有效遏制了重點區域吸毒販毒突出問題。

四、狠抓禁毒預防教育

抓住“全民教育、青少年教育、高危人群教育”三個重點，以禁毒預防教育進學校、進單位、進場所、進社區、進農村、進行業、進網絡、進家庭“八進”活動為載體，深入開展禁毒預防教育。已推進實施“五個一”活動的學校達799所，占全州1175所學校的68%，組織開展了“拒絕毒品，健康人生”、“遠離合成毒品，打一場禁毒人民戰爭”等系列禁毒宣傳活動，創建開通了“苗鄉侗寨禁毒在線”微信公眾號，黔東南州禁毒網、黔東南州禁毒微博等宣傳平臺，推動建立了州禁毒預防教育基地和三穗、天柱、榕江、鎮遠、麻江等5個縣級禁毒預防教育基地，建立了施秉、岑鞏、劍河、丹寨、從江等5個縣級禁毒預防教育園地，通過各類媒體、平臺、渠道，廣泛開展禁毒宣傳教育，不斷提高了廣大群眾和青少年識毒、防毒和拒毒的能力，有效遏制了新增吸毒人員高發勢頭。

五、狠抓社區戒毒社區康復

加強“陽光工程”建設組織領導，形成“黨政領導、政策扶持、企業參與、社會協同、多措并舉”的工作格局。進一步加強18家“陽光工程”企業、安置點工作，全年累計集中安置吸毒人員836人次。通過分散安置、公益性安置、鼓勵幫助自謀職業等方式多途徑分散安置1328人，實現強制隔離戒毒出所人員“無縫對接”， 較好地解決了吸毒人員就業難、回歸社會更難的問題，實現了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人員生理脫毒、身心康復、就業安置、融入社會，最大限度地減少吸毒人群存量。同時，凱里市、天柱縣、三穗縣、榕江縣、鎮遠縣建有美沙酮“愛心”門診，其中鎮遠縣美沙酮“愛心”門診于2015年底申報成功，近期將開業就診。截止2016年5月30日，累計治療吸毒人員1631人，在幫助吸毒人員戒掉毒癮，回歸社會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六、狠抓特殊涉毒人群管控

在州委、州政府的重視支持下，全州現已建有榕江、三穗、天柱等3家康復救治中心，總床位數200個(榕江50個、三穗120個、天柱30個)。按照全州資源共享、分片統籌收治的原則，截止今年第一季度，全州累計收治特殊病吸毒人員315人次，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過去無法收戒特殊病吸毒人員的難題。此外，針對當前吸毒低齡化的實際，凱里市成立“春雨學校”，榕江縣投入1600萬元建設了育新學校，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包括吸毒人員進行再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切實減少了特殊病吸毒人員的現實危害，有效提升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

七、狠抓“無毒害”創建工作

始終堅持“有毒創無毒，無毒保凈土”的原則，印發了《黔東南州“無毒害”鄉鎮(街道)創建標準》，常態化開展“無毒害”縣(市、區)、“無毒害”鄉鎮(街道)、“無毒害”社區(村)、“無毒害”單位、“無毒害”家庭等系列創建工作，目前全州成功創建“無毒害”先進示范縣7個，創建“無毒害”鄉(鎮)26個，有效拓寬了“無毒害”覆蓋面，為吸毒人員動態管控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加大查處力度。聚焦農村“三資”管理、土地征收、房屋拆遷等民生領域，加大對貪污挪用、侵占掠奪、虛報冒領、截留私分等信訪舉報問題線索的查處力度，嚴肅查處黨員干部違反工作紀律、公車私用、公款送禮、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頂風違紀行為。

整合工作力量。切實發揮反腐敗協調小組作用，加強與公、檢、法等機關的協作配合，跟蹤推進移送司法機關信訪舉報問題的調查處理，確保黨紀政紀處分及時到位;整合基層紀委(紀工委)查辦信訪舉報問題線索的工作力量，形成強大工作合力。

深入明察暗訪。對市直單位和各鎮(街道)開展明察暗訪，主動作為變上訪為下訪;充分發揮村級紀檢員的作用，將紀檢監察觸角向廣大農村延伸，做到橫到邊、豎到底，不留死角，從源頭上發現信訪苗頭，把侵害群眾利益的“四風”和“小官貪腐”信訪舉報問題依紀依規調查核實。

多方通報曝光。根據案情和實際需要，采取發文通報以及報刊、電視、網絡等公眾媒介公開曝光等方式，堅持“點名道姓”，第一時間公開通報曝光，用身邊事警醒身邊人，讓違紀無處藏身，讓曝光更具震懾力，令心存僥幸者望而卻步，取到“問責一個、教育一片、警醒一方”的良好效果。

張云 攝

中新網北京10月25日電 (記者 余湛奕)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5日在北京召開2016年第三季度新聞發布會，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表示，截至9月底，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上海的219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的21元。

李忠表示，人社部門要推動落實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健全工資宏觀調控指導制度，指導各地穩慎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截至9月底，全國共有遼寧、江蘇、重慶、上海等9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10.7%。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上海的219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的21元。

另有記者提問，目前基本養老保險投資基金工作的進展如何，年內是否會啟動?如何保證基金投資運營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去年國務院印發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為了深入貫徹落實辦法，我們部已經會同有關部門成立了工作小組，制定了相關方案，正在積極有序扎實地推進各項工作。”李忠表示，下一步將在今年內組織第一批委托省份與社保基金理事會簽訂合同。同時也會由社保基金理事會牽頭組織評審委員會，優選出第一批養老基金管理機構，正式啟動投資運營工作。

“總之，我們會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讓老百姓的養命錢真正得到保值增值。”李忠說。(來源：中國新聞網)

　　目前銀行的基準儲蓄利率為3.25%，而2013年的CPI為2.6%，儲戶實際所得只有0.65%的收益。而一般銀行理財產品收益起碼在4%-5%以上，再聯系到過去多年儲戶存款實際上是負利率，因此一旦居民存款另有去處，其銀行存款搬家是必然的。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銀行存款搬家其實是件好事。因為它在間接的意義上體現了人民幣利率市場化。而且，目前銀行存款減少并不會對整個金融穩定帶來負面影響。

　　一方面，目前國內約100萬億元的儲蓄規模，其中有十幾萬億元是活期儲蓄，而貨幣基金的規模只有4000億元到5000億元。比照美國，如果貨幣基金和活期存款平起平坐，那應該可到40萬億—50萬億的規模。而目前存款搬家的趨勢離達到這樣的比例還遠著呢。

　　另一方面，1月份存款的減少并沒有影響銀行流動性。1月份央行放水，表內融資旺盛，表外融資亦不示弱。1月份社會融資規模為2.58萬億元，這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別多1.33萬億元和399億元。若以以往的情況推算，社會融資中有三分之一為表外業務，那么那部分減少的銀行存款大部分轉為銀行理財產品，仍在銀行的流動性中。

　　所以，1月份銀行存款的趨勢即使延續下去，也不會對銀行流動性造成沖擊，反而會猛烈地沖擊和促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

　　問題是在一向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信貸方面，表現得很不正常。照理，市面資金充沛，貸款利率便會降低，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活躍，無論官方還是匯豐的PMI指數都會上升。可是，1月份融資利率還是很高，中小企業還是“錢緊”，而銀行及金融機構的利潤照樣很高。換句話說，銀行的流動性沒有流進實體經濟，主要還是在金融機構中打轉，在“錢滾錢”。

　　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的實現，是需要人民幣流動過程中所有環節——儲戶、存款利率、銀行服務、貸款利率、貸款對象——的市場化才能完成的。現在貸款對象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遵守市場法則，譬如某些有政府背景的過剩產能企業、地方債支撐的部分項目以及不會破產的信托產品，它們無所謂信貸利率的高低。這樣的非市場行為反過來會影響貸款利率，從而影響放貸的銀行不去支持正常的業務而從事“錢滾錢”，進而再會影響存款利率、影響儲戶。讓儲戶的存款長期游走在銀行理財產品與風險極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信托產品中間。(郁慕湛)
 

　　去年財政收入困難的原因，除了世界經濟復蘇緩慢，主要還是國內原因。國內原因的基本面是客觀的：經濟增長放緩，企業活力不足;但主觀上的積極方面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財政收入的增加，譬如“營業稅改增值稅”以及為支持中小企業而作出的一部分的免稅。

　　在如此困難下，能夠完成全年財政收入預算，當然主要是因為下半年尤其是三季度中國經濟有了一個較為活躍的時期。全體財稅人員的努力工作也是功不可沒的，我們也要看到在完成的財政收入指標中仍然包含著形形色色的“過頭稅”。

　　去年的財政收入已然如此，今年的財政收入怎么樣呢?

　　今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不容樂觀，歐洲經濟復蘇步履艱難，美元退出寬松政策猛烈沖擊著新興市場，其對中國影響雖然相對好些，然而不確定因素太多。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已成事實，國內經濟轉型的關口，將會有許許多多企業處于轉型的“陣痛”過程中。

　　今年的稅收改革還要繼續進行，而且我認為中國的稅收基本制度也可以開始轉變、改革，由以間接稅為主向以直接稅為主轉變。以直接稅為主，更加能體現出“高收入高稅收，低收入低稅收”的制度公平，而且還能實實在在提高普通民眾的收入，擴大內需市場。中國早已建起征信系統，具備實施以征收直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的基礎。

　　而這一切的改革都要付出成本，都有可能降低稅收收入。

　　今年的稅源基礎既然如此，今年的財政收入狀況不會比去年輕松。那么，今年的財政收入預算是否要低一點?干脆把財政收入增長預算就定在GDP增長之下?

　　明文規定財政收入增長低于GDP增長，首先是尊重客觀事實，配合整個中國經濟轉型。其次，二十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一直大大高于GDP增長，與此同時，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卻一直低于GDP增長，如今應該扭轉這個局面，以平衡中國經濟，創造一個可以讓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環境。最后，制定低于GDP增長的財政收入增長目標，完全可以保證政府的正常運轉，而且不會妨礙公共財政增加對民生保障轉移支付。因為中國財政收入的基數已經很大了，而中央持續不放松的反腐，大大壓縮了原來天文數字的“三公消費”經費，為節約財政開支打下了基礎。(郁慕湛)
 

　　從現在實施行高速免費政策來看，原先的規定存在一些漏洞，還不夠人性化。比如除夕不免費，比如遇到雨雪等惡劣天氣如何處理，這些細節均沒有規定。這次江蘇高速聯網中心能夠及時看到現實困境，果斷作出決定，在國內“一枝獨秀”，這既讓人欣慰，又讓人覺得遺憾。

　　記得在除夕之前，許多地方都表示，2014年高速免費時間表中不包括除夕，除非有“國家通知”。顯然，當時大家都在等“國家通知”，可見，要想使高速免費政策更加人性化，可以作兩種方式的“補漏”：其一，實施“國家通知”制度，如果遇到惡劣天氣或是其他特殊情況，及時下發“國家通知”，現在網絡、通訊發達，幾秒鐘內就可以知道情況，可以馬上實施延長免費政策;其二，在原先的規定上再補上一條，如遇到特殊情況，各地可以靈活使用免費政策，但要遵循以民為本原則。如此，各地就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實施高速免費的“加餐”制度。一言以蔽之，遇雨雪天氣高速免費政策延長的做法很具人性化，但更期待寫進“制度”，以后不會再讓公眾為此糾結，更不會把延長免費政策當做是一種“恩賜”。（前溪）
 

　　自己的車擋了別人的路，僅僅是挪了一下，面對眼前查酒駕的交警，李某大呼冤枉。1月19日，李某因酒后駕駛被交警查獲，李某說當時只將車挪了幾米。這幾米的距離，到底算不算酒駕?民警表示，喝了酒千萬不要開車，哪怕只是挪動一下車子，同樣屬于酒后駕車。(1月21日楚天金報)

　　從表面看，交警對僅僅將車子挪了幾米的李某以“酒駕”論處，似乎有些嚴苛。但從法理解讀，即使只“挪了幾米”，也是實施了駕駛行為，同樣存在交通風險，將“酒后挪車”視為酒駕并不冤枉。事實上，李某大呼“冤枉”，應該緣于對“駕駛”行為的誤讀，即“挪車”非“駕駛”。這其實是一種誤區。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規定：只要將車輛駛離原位，就可以認定有了駕駛行為。也就是說，“駕駛”意在以機動的方式移動車輛，與實際的行車路程無關。

　　常言道“玩車如玩虎”。將“酒駕”納入法治范疇，旨在維護正常的交通秩序，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鑒于飲酒者對自身行為控制力的減弱，將“酒后挪車”視為“酒駕”，也表明交警部門打擊“酒駕”的零容忍態度。這既是對民眾安全的負責，也是對飲酒者的保護。規則的生命力在于充分得到民眾敬畏和得到不打折扣的務實踐行。鞏固來之不易的“酒駕”治理成果，需要交警部門對交通法規不近人情、不搞變通、不留死角的較真兒落實，更需要駕車人時刻保持對生命的尊重和對規則的恪守。(張玉勝)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日前發布通知，對夫妻之間房屋權屬變更的契稅政策予以明確。根據通知，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房屋原歸夫妻一方所有，變更為夫妻雙方共有或另一方所有的，或者房屋原歸夫妻雙方共有，變更為其中一方所有的，或者房屋原歸夫妻雙方共有，雙方變更共有份額的，免征契稅。

　　按照現行《契稅暫行條例》，房屋權屬變更(買賣、交換、贈與)屬于契稅征繳范圍。猶記得2011年7月，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出臺，不少地方稅務部門規定，夫妻一方婚前購買的房產，結婚后若在房產證上增加另一方的名字，需要繳納契稅。這一“加名稅”遭到輿論強烈質疑，財政部、國稅總局隨后發布通告，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房屋原歸夫妻一方所有，變更為夫妻雙方共有的，免征契稅”，才最終平息了風波。

　　此番財政部、國稅總局再次發布通知，明確夫妻之間房產變更免征契稅，既是對當年通告的重申，也是進一步細化和拓展———不僅否定了“加名稅”，而且規定夫妻之間任何情形的房產變更都免征契稅，給人們吃下一顆“定心丸”。

　　夫妻之間房產變更免征契稅，符合中國社會的人情世故和傳統的家庭倫理，值得肯定。從根本上說，夫妻間房產變更屬于公民家庭內部事務，是老百姓的私事，政府不應橫插一杠子從中收錢。雖然這一免稅政策難免有空子可鉆，不能完全排除個別人通過假離婚、假結婚的方式逃避應繳的契稅，但是，任何政策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從“兩弊相權取其輕”的角度看，夫妻間房產變更免征契稅不失為一種“次優選擇”。

　　進一步看，夫妻之外，直系親屬之間也經常發生房屋權屬變更，比如父母與子女之間、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而受30多年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房產變更還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外祖父母與外孫子女之間。那么，這些直系親屬之間的房產變更，該不該征收契稅?回答這個問題，可以拿房產繼承來作比較。按照繼承法，公民繼承住房等遺產不征稅。其實，直系親屬之間的房產變更，與房產繼承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只有時間上的差異(被繼承人去世之前、之后)，既然房產繼承不征稅，直系親屬之間的房產變更同樣不應征收契稅。要知道，繼承法的效力明顯高于《契稅暫行條例》。

　　夫妻之間房產變更免征契稅，是基于人情世故和家庭倫理，直系親屬之間發生房產變更，是至親骨肉之間的你情我愿，同樣是老百姓的私事，政府也不應從中收錢。何況，如果說夫妻之間房產變更免稅會讓一些人鉆空子，那么直系親屬關系則是沒法造假的，他們之間房產變更免稅沒空子可鉆，不會導致逃稅問題。

　　目前房產領域的稅費多如牛毛，成為房價畸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情況下，能免征的稅費應盡量免征，尤其要避免在涉及人情、倫理的事情上向百姓伸手要錢，這樣才更加符合稅收倫理。(浦江潮)

　　對于裸官現象進行清理,最重要的是如何來發現裸官。如果我們并不能掌握哪位官員是裸官,裸官仍然會被提拔重用,或者仍然留在重要崗位,防范裸官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楊濤

　　近日,中共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其中明確規定,“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1月16日《新京報》)。

　　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俗稱“裸官”,這些年,裸官數量越來越多,已經引發了公眾的關注。這些裸官在國內做官,不乏有人趁機斂財,一有風吹草動,就逃跑出去與家人團聚,即便本人沒有逃出,也因為早將配偶、子女及財產轉出,可以達到“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的目的。因此,裸官現象對社會和政府公信力危害極大。

　　這些年,裸官現象也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關注。2012年,廣東省委就在出臺《關于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此次,中央出臺《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對裸官的提拔進行了明確的限制,這對于防范裸官混入領導干部隊伍,預防腐敗現象的發生,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利好。

　　不過,裸官不得提拔僅僅是對增量進行限制,也就是限制了裸官的上升通道,但是,對于存量并沒有進行清理。目前,在許多地方黨政機關,裸官仍然占據了重要的領導崗位,這些裸官不進行清理,一是仍然影響到政府的聲譽,二是仍然有利用職權腐敗再借機逃跑的可能。因此,我認為,還應當對存量裸官進行清理,規定他們不得擔任重要崗位,并且進行更嚴格的監管。

　　但是,對于裸官現象進行清理,最重要的是如何來發現裸官。如果我們并不能掌握哪位官員是裸官,裸官仍然會被提拔重用,或者仍然留在重要崗位,防范裸官效果就要大打折扣。目前,雖然有相關規定要求官員在向組織上報告個人事項中,必須報告是否存在“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但是,許多裸官仍然隱瞞真相,而組織對于官員的情況并不能完全地了解,也沒有人力和精力一一核實,最多只能進行抽查,裸官就很難被發現。

　　腐敗只有通過陽光才能消除,公開透明才是防范裸官最佳途徑。相關部門人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完整地核實官員的情況,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公眾通過網絡等多種渠道,往往能將官員的基本情況復原。所以,最好防范裸官的辦法就是公開,將官員是否存在“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情況在網絡和媒體上公開,一是現任官員是否為裸官在網絡公開,接受公眾考驗;二是在新提拔重用官員時,將其是否為裸官也向網絡公開,接受公眾的考驗。

　　其次,在公開基礎上,還須制定相應的制度懲戒措施,例如,對于公眾發現現任官員,對于自己“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情況報告不實,要對其進行紀律處分,甚至是免職;對于新提拔重用的官員,報告情況不實的,則一律免職。裸官只有真正地裸泳了,腐敗才能得到防范。

　　誠然，反腐敗和轉作風并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有一絲懈怠。黨中央不放過月餅、賀卡等細節，就更不能忽視在網絡上開出的一道小口子。

　　近來，中央紀委屢次發文，嚴禁節日期間公款送禮、吃喝等。有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單位和個人“暗度陳倉”，運用網絡交易逃避監督，而且送禮與收禮互不見面。“禮品冊”、“電子禮品卡”等網絡交易手段更是被評價為“給領導送禮的神器”、“單位福利有著落了”、“發票開得靈活”，有的購物網站上的這類評價竟然達11萬余條。

　　近來，在黨中央禁令之下，請客送禮之風有所收斂，頗讓一些高檔銷售品商家“難受”，在網購方興未艾的今天，網絡交易讓煞費苦心的商家們和處處留心的送禮者一拍即合。

　　然而，公款送禮中的“網”費心機應當及時引起重視和警惕。

　　首先，“網”費心機根源在于其心不死。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款送禮中的“網”費心機正是“心魔”不死的具體體現。有了“心魔”的存在，他們就會想盡千方百計、尋遍千山萬水、費盡千辛萬苦地把禮送出去，輕易地被商家的招數誘惑、樂意地與商家合作。只要那些單位部門和領導干部中的“心魔”不死，那么公款送禮和吃喝之風便就難滅，反腐敗和轉作風就未真正成功。

　　其次，“網”費心機危害在于網漏吞舟。公款送禮采用網絡交易會給禁令的執行和監督帶來很大挑戰，如不能及時重視警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那么嘗到甜頭的會變本加厲，意志不堅的會學習效仿，網絡送禮便會大行其道;網絡口子一開，隨之而來的其他領域就有了突破的借口和范本，千里之堤便會潰于“網穴”。長此發展下去就會讓心術不正之人日益驕縱，讓腐敗現象和不良作風逐漸猖獗，讓之前的努力功虧一簣。

　　誠然，反腐敗和轉作風并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有一絲懈怠。黨中央不放過月餅、賀卡等細節，就更不能忽視在網絡上開出的一道小口子。應及時重視和警惕公款送禮中的“網”費心機現象，采取措施杜絕“網”開一面，讓公款送禮的“網”費心機變成枉費心機!

　　其實，類似的提案在之前早就提過，相關討論也開展了多輪。比如2011年，全國人大代表、化州一中名譽校長陳華偉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遞交建議，認為中小學教育10年就夠了，此舉可減緩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用工荒、社保壓力以及就業遲帶來的“剩男剩女”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全國人大代表、廣東惠州市科協主席黃細花也建議修改《義務教育法》，為修改學制提供法律支撐。

　　不過，從實際的情況來看，學制修改的幾個理由很難成立。從總體上看，所謂的“用工荒”并不是人力荒而是結構荒，以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的2013年為例，其699萬高校畢業生人數創歷史新高，而簽約率不足使得就業成為一個現實性難題。也正是因為如此，前幾年為了減輕就業壓力，一些專家建議要大力開展職業教育以推遲就業時間。而隨著社會延遲退休的呼之欲出，若是提早進入社會和職場，意味著更多的人的工作時間將會拉長，這對個人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學生畢業太晚，婚育壓力大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在晚婚晚育已經成為常態的情況下，一個大學畢業生即便提前二到三年進入社會，步入職場，對于其人生規劃來說，其實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意義。事實上，沒有人在19歲大學畢業之后，就開始談婚論嫁謀劃人生，大多數人也多是在30歲左右才會考慮到人生的未來。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步入職場而言，大學校園談戀愛其實更加方便而自由，再加上對校內結婚甚至生子的政策的放寬，可以說，縮短學制解決“剩男剩女”其實是個偽命題。

　　從時下的情況來看，九年初等教育實行的是國家義務教育，屬于國家公共政策的兜底。在很多貧困地區，這可能是一些孩子能夠獲得最穩定的教育保障。而之后由于經濟條件等各種原因，造成了事實上的輟學，教育權利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很顯然，縮短學制對這些孩子并不公平。同時，教育自有其規律，其時間也不容隨便調整。減輕學業負擔不是一個時間問題，還有課綱設計、教育目的、成長階段的限制，若是過于短暫，就可能破壞孩子的成長周期和相應的規律。

　　以美國為例，盡管其全國沒有統一的學制，各個州的學制多種多樣，但美國現行學制基本上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2年，高等教育4年，研究生教育2—4年。由此不難看出，小學到高中的12年學制并非國內獨有的現象，更不成其為適應社會慢、婚育壓力大等諸多不便的重要誘因。

　　事實上，導致“剩男剩女”問題的既在教育又非教育，本質上還是社會性問題。“剩男剩女”的本源是社會進步之下，社會婚姻觀的改變、生活環境的變化、生存壓力的加大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若不能從個人觀念、就業壓力和生存環境進行改善，那么靠縮短學制無疑是“病急亂投醫”，在方法有失妥當。

　　退一步講，即便要進行學制改革，也應體系性和綜合性的入手，在科學論證和全盤調整的基礎上穩步推行，而不是以“剩男剩女”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作為理由而輕易實施，如此不符合公共政策調整規律的建議，并非對教育和孩子負責的應有之舉。(堂吉偉德)

　　昨天，本市一家媒體以整版篇幅刊登報道：《公務員率200余假警察打砸 北京企業湖南投資被要求退出引沖突，民警稱學生假扮打砸者》，并配發相關圖片。

　　報道稱：北京宣唐力勤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宣唐力勤)2011年赴湖南長沙天心區，與當地政府合作打造天心文化產業園項目。但合作到一半，宣唐力勤被要求退出。2013年11月29日晚，天心區一地方公務人員率領200余身著警察服裝人員，配置警棍等執法武器，將由宣唐力勤負責的文控籌備處砸得一片狼藉。記者獲悉，該事件已上報至湖南省政法委、省公安廳、省紀委等部門。

　　怎么證明這200多假警察是學生呢?報道中寫道：“經多次撥打110報警，40多分鐘后，天心區城南派出所兩名警察到現場處(出)警。”警察出警到現場后，很快便走了。“當大家再次給民警打電話請其回來處理時，一辦案民警直接稱‘不用回去，我知道他們都是學生，抓了也沒用，你讓他們都把警服脫了，然后把頭盔、武器放好，我明天早上去取。’當這些(話)轉述給闖入者后，他們放下武器，脫下帶有警察標志的警服后離開。”“長沙常有學生受雇做拆遷、砸搶這樣的工作。看得出他們確實是學生，有一個脫下警服離開時，還將衣服疊整齊了才離開的。”

　　雇傭學生打砸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但是，讓學生假扮警察打砸，我還是頭一次聽說。當年“五四”運動，大學生以“愛國”的名義“火燒趙家樓”，打砸官員的家。國民黨統治大陸時，“三青團”經常組織學生出去打砸。“文革”時，學生以“紅衛兵小將”、“造反派”的名義打砸到了登峰造極、令人發指的程度。那個年代學生打砸，多少還有點政治動機，或受到政治利用，大多不是為了幾個贓錢就把人性、良心統統拋棄了。

　　湖南長沙這些假扮警察打砸的學生，大概沒有半點政治動機，也看不出受到政治利用。盡管率隊的是公務員，但我相信也絕不是地方政府在后面撐腰，頂多是天心區管委會某些人非法妄為。對雇傭學生打砸這類事件，公安部門不要以一般擾亂社會治安案件處理，應當查清幕后黑手，依法嚴懲。雇傭學生打砸，還要假扮警察，給人民警察的形象抹黑，這是罪上加罪，尤其不能容忍、放縱。

　　如此眾多的學生受雇假扮警察打砸，還有兩個問題需要查清：一是誰出的錢，每個受雇的學生拿到多少錢?二是學生自發參與，還是有學校老師組織，并從中獲利?學生受雇外出打砸，學校不能一點責任沒有，至少也要承擔教育失職的責任。老師是怎么教育學生的?學生成了這個樣子，校方無責，教師無責，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倘若有教師從中獲利，那么，應當清除出教師隊伍，依法制裁。

　　從一個學生脫下警服離開時還將衣服疊整齊的細節，我看到了學生中人性的亮點和良心的發現。我們的社會確有些壞人在利用金錢引誘學生犯罪，在將涉世不深的學生引向喪失人性、泯滅良心的邪路，這是值得全社會高度警覺的大是大非問題。

　　“彩禮”，這個從歷史長河中一路走來，引起萬家歡喜萬家愁的婚嫁習俗，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從古代的金銀布帛，到八十年代的“三大件”，乃至如今的“車房兼備”、“明碼標價”，使多少個家庭生下兒子就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又使多少對年輕眷侶在愛恨情愁中糾結輾轉，甚至有些人為彩禮之爭親情反目、情侶分道揚鑣、乃至付出年輕的生命……

　　長期以來，因彩禮而產生糾紛的案件一直層出不窮。不久前，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就審理了這樣兩個案件。審案之余，法官提醒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輕人，在國家以法律的強制力充分保障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當今社會，應自覺摒棄舊習俗，莫讓彩禮成為婚姻的負累。

　　案例一：

　　劉輝與小鳳是一對網友，通過上網聊天相識、相戀，后來共同租住在北京的一處出租房內。俗話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就在這一對小情侶談婚論嫁，著手組建新家庭時，一個重大的風俗差異橫亙在兩個年輕人之間。小鳳家提出，女兒養這么大不容易，花費良多，要求男方家出20萬元彩禮。劉輝家里比較困難，父母年邁，20萬元對于這個家庭來說是一個無法企及的數字。

　　雙方就彩禮問題爭持不下，小鳳也向劉輝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小鳳家鄉的習俗是凡婚嫁大事，男方需要向女方家里給付一定數額的彩禮，現在的行價就是 20萬元，否則就不能結婚。村里很多家庭為了攢彩禮，從生下兒子起，就外出打工，以備將來娶媳婦蓋房子。小鳳家不富裕，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如果小鳳的婚姻不能帶來彩禮，弟弟就無法結婚。痛苦的劉輝再一次與家人商量，可面朝黃土背朝天當了一輩子農民的父母根本沒有能力解決這個沉重的難題。最后，劉輝媽媽老淚縱橫，顫顫巍巍的手拉住兒子說：“兒啊，咱能不能回村相親，討個不花錢的媳婦?”劉輝的愛情底線，終于在那一刻被無情的彩禮擊潰了。回到出租屋，劉輝向小鳳提出分手，兩人發生爭吵。當晚，小鳳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了。幸虧劉輝及時發現，把小鳳送到醫院，因搶救及時脫離生命危險。第二天一早，二人再次發生爭吵，小鳳失控中用水果刀扎入右腹并將刀拔出，劉輝再次將小鳳送到醫院搶救，但最終，小鳳因失血過多經搶救無效死亡。

　　小鳳父母將劉輝起訴至法院，要求劉輝給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被撫養人生活費等共計20萬元。法院經開庭審理，調取了公安機關的《死亡調查結論》等，認為小鳳作為成年人，未能以理性的方式面對和處理與劉輝的感情問題，輕率作出放棄生命的錯誤決定，其對死亡負有責任。劉輝在處理雙方關系時方法不當，故據此應對小鳳父母給予一定的精神撫慰。最終，法院判令劉輝給付小鳳父母精神撫慰金2萬元。

　　案例二：

　　趙慶與小秋相戀五年，其間也有幾次因認識上的分歧導致的分分合合。在趙慶31歲這年，兩人打算登記結婚。趙慶的父母早在幾年前就在北京給他倆全款買了房子，并裝修一新，趙慶自己工作多年，也有了一些積蓄，按照小秋的意愿，換了一輛新車。但趙慶和小秋兩個家庭關于小兩口談婚論嫁的事宜卻商討多次，總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歸根結底，原因就出在小秋的父母要求趙慶父母出20萬元的彩禮錢，并且再出10萬元給女方支配舉辦婚宴，共計30萬元，否則就不結婚。但趙慶的父母認為，現在不是舊社會了，在婚姻自主的當今社會，父母在買房買車的問題上對孩子給予一定的幫助是可以的，但是明碼標價地索要彩禮實在是讓人無法接受，雙方甚至為此產生過較為激烈的爭論。

　　在此過程中，大家問小秋的意見，小秋說：“爸媽養我不容易，我覺得應該給。”又問到趙慶的意見，趙慶說：“百事孝為先。”但最終，愛子心切的趙慶父母還是拿出30萬元彩禮，給了女方。但未來兒媳婦在這場紛爭中的表現，使這對老人非常不滿。接下來的事情，使雙方的分歧再一次升級。小秋及其家人認為新婚不能住舊房子，趙慶家準備的新房是前幾年購買的，裝修好以后曾經短期住過，因此要求將房內設施全部拆除重新裝修。這一要求使趙慶父母大為惱火，但是礙于兒子的婚姻大事，二老保持了沉默。再次裝修過程中，趙慶一邊上班一邊照看裝修，整日忙得團團轉，而小秋從未出現在裝修現場，只是“下旨”要求趙慶把舊裝修全部清除，包括一次都還沒用過的空調，要求除舊要達到“毛坯房”的水平……在這場以彩禮為序幕的婚姻拉鋸戰中，趙慶最終選擇了分手。因女方拒絕返還彩禮，趙慶將對方起訴至法院。由于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根據《婚姻法》相關規定，法院判令女方返還彩禮30萬元。

　　判決生效后，由于女方拒不履行生效判決書，趙慶向法院申請了強制執行。

　　法官說法：

　　一、“彩禮”的來源及歷史延續

　　彩禮起源于周禮，是舊制度下婚禮的程序之一。整套儀式為：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合稱“六禮”。古代男女締結婚姻，需要經過“六禮”，才視為合法婚約。其中，“納征”即為男方向女方贈送彩禮，此種婚姻形式直到中華民國時期均有延續，成為許多地方的習俗。

　　“納征”的“征”是指成功的意思，即指送彩禮之后，婚約正式成功締結，一般不得反悔。根據民間習俗，送過彩禮之后，如女方反悔，需將彩禮如數返還男方;如男方反悔，不得要求返還彩禮。這種民間婚約習俗延續到中華民國時期，直到1934年4月8日，中央蘇區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中，明確廢除了聘金、聘禮及嫁妝的規定。

　　新中國成立以后，1950年、1980年及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對彩禮作出規定，即法不禁止，彩禮屬于民間風俗習慣和道德調整的范圍，但是婚姻法仍然對超越風俗習慣的行為作出了禁止性規定，即《婚姻法》第三條規定：“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因此，借婚姻大肆索要彩禮等影響男女雙方自主意愿的行為，因其與婚姻的倫理基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道德相違背，也是婚姻法所明確加以禁止的。

　　案例一中小鳳父母強行索要20萬元彩禮，否則就不許結婚的情節，嚴重影響了男女雙方的自主意愿，違反了婚姻自由的原則，更是為法律明確禁止的。劉輝與小鳳應該使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婚姻自由，而不該用極端的方式結束感情，乃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二、關于當事人請求返還彩禮的相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需要注意的是，適用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規定應當以雙方離婚為條件。”

　　案例二中，小秋及家人索要彩禮，最終導致與趙慶感情破裂，沒結成婚。依據上述規定，由于雙方尚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趙慶有權請求返還已經給付的彩禮30萬元。

　　這是自2005年起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連續10年以較大幅度上調。讓企業退休人員安度晚年，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而在養老待遇多軌制的現實格局中，上調企退養老金，還可為實現較均等公平的“老有所養”積累改革能量。

　　當下養老制度改革的難點已眾所周知。一方面，養老制度現行結構導致的養老待遇差異化應該怎么改進;另一方面，越來越龐大的養老支出可能帶來的虧空應怎么填補。縮小養老待遇的差異，推進養老金并軌當然是應有之義。但在實際操作中，無論以公務員退休養老待遇或企業退休人員養老待遇為并軌基準，都將面臨種種難題。以公務員退休養老待遇為基準并軌，將產生巨大的養老金缺口;以企業退休人員養老待遇為并軌基準，也很難獲得公務員群體的認同。最近由此引發的爭論，已經折射出了養老金并軌的難度。持續上調企退養老金，實則發出了這樣的信號：在養老金并軌有待條件成熟時，抬高養老待遇的下限，給予更多的實惠，更加具有現實性。

　　當然，在企退養老金上調的同時，也不能忘記還有基數更為廣大的養老群體，處于養老金雙軌體系之外。因此，在探索企退群體與公務員群體之間的養老公平和改革路徑的同時，也必須關注到其他城鄉居民養老制度的改革。居民養老險和新農保能否隨同企退養老金上調的節奏，也逐步抬高下限，同樣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

　　如果說上調企退養老金尚能支付的話，在更廣泛層面普遍提高養老待遇，使之與上限靠近，顯然需要更為充盈的養老資金池，否則將無法抵御出現巨大缺口的風險。這實際上牽涉到了養老制度改革的第二個命題：即如何做大養老資金池。大力發展補充養老金制度，建立多層次的養老金體系，鼓勵社會興辦養老產業，是既定政策。與此同時，還必須進一步強化市場對于養老資金的配置作用。沒有市場化的養老金運作機制，養老資金池就可能出現斷流，這種壓力最終可能遲滯養老制度改革的進程。

　　有錢才好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培育市場化的養老金運行機制，是培育均等公平的養老體系的必要前提。這個前提具備了，持續上調企退養老金和其他城鄉養老待遇才能機制化，也能擴展到為公平養老鋪路的改革價值上來。(徐立凡)

　　近日，有媒體報道了一則春運期間網絡黃牛囤票案，揭示了黃牛們利用付費搶票軟件，用假信息大量囤票，然后加價倒賣。(1月9日《京華時報》)

　　對這種助長非法倒票行為的付費搶票軟件，有關部門應盡快依法查處。批量刷票行為嚴重影響到旅客正常購票，涉嫌“違反國家規定，對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進行刪除、修改、增加、干擾，造成計算機信息系統不能正常運行”，按《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可處5日以下拘留。這種軟件的銷售者以“黃牛”為主要客戶，等于是倒賣車票的共犯，依《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可“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10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

　　另外，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第三十條，倒賣車票、船票等“票面數額累計五千元以上的;非法獲利累計二千元以上的;或有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應予立案追訴。”按照這個標準，企業版搶票軟件的研發者、銷售者已經涉嫌犯罪。而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搶票軟件隨意生成假居民身份證號的行為也是違法的，如果有人使用軟件的這一功能生成身份證號后從事犯罪活動，軟件開發者也要被追究刑事責任。(楊國棟)

　　安徽省東至縣環保局一輛公車被市民舉報有公車私用之嫌，安徽一記者前去采訪后幾個小時，環保局官微發布微博，內容只有該記者的名字。該記者詢問原因，環保局官微卻沒解釋、沒刪除，直到10天后該事件被媒體關注。環保局長、官微向當事記者致歉，微博管理人員稱“操作失誤”，自己已受批評(1月11 日《北京青年報》)。

　　環保局公車私用，該環保局不僅沒能及時處理當事人，一名副局長反倒為屬下巧為辯解：“順路帶人不算是公車私用”。更讓人氣憤的是，記者采訪后不久，環保局就在微博上曝光了記者的名字，記者詢問原因，也不做解釋，足足將曝光人姓名曝光了十天之久，這是赤裸裸的威脅。一句操作失誤，怎能服眾?

　　其實有舉報人舉報自己單位的不正之風，單位領導應會引起足夠重視，自己平時應該恨不能多長一雙眼睛來了解單位員工的動向，有人發現了自己沒有發現的問題，應該感到高興才是。群眾的監督，有利于管理，有利于維護集體利益，需要歡迎和鼓勵。但一些官員卻將群眾的監督當成是與自己作對，是揭自己的丑，讓自己難堪。

　　這一方面是官員們身上固有的官僚作風和一些單位的衙門作派造成;另一方面也是一些領導對這種事早已習以為常，在他們眼中，公車私用、上班玩游戲等現象，不僅是小事，甚至還是公務員的一種隱性福利，為他們所默許和放任，而且他們自己很可能就這么干著呢。如此一來，怎么會在群眾舉報之后，積極對這種不良行為予以叫停和處罰，當然會對群眾的監督回之以仇視和對抗的姿態。好心舉報的群眾不僅沒能得到鼓勵和獎勵，反倒熱臉貼冷屁股，更有甚者，就像這位記者的遭遇一樣，進行公開姓名等方式的威脅，有的甚至打擊報復，這種例子屢見不鮮。

　　不容諱言，一些職能部門內利益板結，大量違法違規行為長期存在，被人視為正常，單位內、系統內人員相互間有形無形中結成了利益上的攻守同盟，互相包庇，對抗外部監督和上級部門監管。

　　這起事件中，環保局長和官微雖然都向當事記者道了歉，而且涉嫌公車私用的相關人員也被處罰，事件有了一個了結，但暴露出的問題卻值得深思。如果說群眾發現環保局公車私用，證明該局存在不良風氣，那舉報人被曝光，則更讓人可怕地感覺，此類事件，并不是個例，不然不會讓當事單位如此仇視。所以，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消弭彌漫于一些職能部門中的不良風氣，讓外部監督真正起到作用，改變他們抱團互保、集體奢靡的現狀，威脅舉報人，抗拒外部監督的事情就會一再出現。戴先任

　　作為網上購票的唯一途徑，12306網站每到購票高峰就成為了各方關注焦點，不僅要面對公眾的質疑，“高價打造的網站，為什么既不好用，又漏洞百出?”還被拉進兩個戰場，陷入前有搶票網站，后有黃牛的窘境。

　　其實在某個意義上說，12306在兩個戰場上都扮演著正義方的角色。正如12306所言“其他的軟件和網站已經影響到旅客正常的購票順序了”，一切搶票瀏覽器、搶票插件說到底，就是使用者在用插隊方式進行損人利己的搶票，對于其他旅客并不公平，破壞了正常的購票秩序。去年1月份，工信部曾經正式下達通知，要求360、搜狗、金山、傲游等瀏覽器停用搶票插件。

　　然而，需要明確的是，搶票軟件如果并沒有對12306網站進行非法修改或者侵入對方后臺，只是利用網站所公開出來的購票渠道為使用者提供“便利”，并且沒有直接收費，那么在目前法律上，這并不是違法行為，只能算得上是違反商業道德的“不厚道”行為。

　　而另一場戰爭中，狀況則完全不同。如果把買火車票比喻成一次考試，購票者是考生，12306是出題者的話，搶票網站就是深諳考試規律的輔導班，不讓考生好好打基礎，而是幫助考生走捷徑，“猜題押寶”。而黃牛則是直接把題目偷出來高價賣給投機取巧的考生，這就是赤裸裸的違法犯罪行為。

　　對于用虛假身份證號購票的黃牛而言，鐵路部門目前給出的方案是“在車站窗口、鐵路客票代售點、自動售取票機等均不能辦理換票、退票手續”。可是，這顯然不能阻止其在線上退票。因此，治理之道在于對之零容忍，一方面盡快爭取公安相關系統支持，對身份證號信息進行審核;另一方面更須“線上問題，線下解決”，黃牛可以找到買家，為什么執法者不能扮演成買家抓獲黃牛?這并不是在“釣魚執法”，因為并沒有引誘新犯意。只要看到黃牛在網上賣票，就立即讓警察去“買票”。讓“買黃牛票”成為和“被請喝茶”具有類似意義的網絡新詞。

　　而12306和搶票網站之間并沒有那么大的矛盾，冤家宜解不宜結。實際上，火車搶票難題具有時段性，即使12306全面提高運營標準，達到逢節也流暢的效果，這也意味著它不得不面對平時的資源閑置，并不劃算。要改變“逢節必癱”的窘境，就有必要打破壟斷思維，化敵為友，向一些網站開放相關平臺，甚至收取一定費用，共同攜手雙贏，同時，也讓乘客從雙方斗爭的犧牲品，變成雙方合作的受益者。(舒銳)

　　年底惡意欠薪事件頻發，折射出欠薪單位良心和誠信的缺失。治理欠薪難題，不能光靠道德拷問，更要完善法律討薪救濟機制。只有充分發揮依法規制惡意欠薪的正能量，才能從根本上打破“惡意欠薪”事件年關頻發的怪圈。

　　年關將至，正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結算工資，回家團圓的時候。然而一些用人單位無視法律，惡意欠薪，團圓進行時也成為了討薪高峰期。

　　近幾年，年關討薪事件總是頻頻見諸媒體。據報道，2014年1月3日，在24萬元工錢討要五個月未果的情況下，蘭州6名農民工上演了“跳樓”討薪的驚心一幕。“跳樓”討薪讓人不禁想起去年年關發生的陜西富平農民工下跪討薪事件。這兩起討薪事件，刷新的只是維權形式，卻沒有形成欠薪者的守法和勞動者依法維權的意識。

　　為有效打擊和遏制惡意欠薪，早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就將惡意欠薪行為入罪。2013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惡意拖欠一名勞動者勞動報酬達3個月，并且數額達到5000元的，即可追究刑事責任。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應向勞動者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義務、欠薪的法律責任和法律救濟途徑。除此之外，為進一步解決討薪難的問題，各級政府在年末都啟動了清理整頓拖欠農民工工資集中行動。

　　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對惡意欠薪規制的法律種類如此之多，對惡意欠薪的法律懲處力度如此之大，緣何上述兩家用人單位膽敢頂風作案，以身犯法?緣何這兩次討薪事件的勞動者不尋求法律救濟，卻都選擇了私力救濟?

　　用人單位膽敢挑戰法律底線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一些地方政府對惡意欠薪的危害認識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認為治理惡意欠薪會影響投資環境，對勞動者討薪難問題不夠關切，執法力度不夠，致使犯罪成本低，不法者滋生投機心理;第二，在勞資糾紛爭議解決過程中，用人單位往往處于更強勢地位，仗著自己財大氣粗，與勞動者進行拉鋸戰。即使勞動者應戰勝訴了，欠薪者也往往不是主動履行義務，而是想方設法規避法院的執行。而勞動者選擇私力救濟則主要出于以下兩方面考慮：第一，法律救濟程序相對繁瑣。“仲裁前置”和訴訟程序都會增加勞動者追薪的時間成本，有時還會增加金錢成本，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本身就無力與財大氣粗的欠薪者進行討薪周旋;第二，欠薪者躲債手段花樣繁多，法院判決執行難度加大。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在治理惡意欠薪頑疾上，我們要不斷完善法律救濟機制，增加人們對依法討薪的信心。為此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簡化法律救濟程序，增強救濟實效。要降低法律救濟的成本，提高法院判決執行力，增強對惡意欠薪法律威懾力。人們欣喜地看到，近日各級地方法院正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統一部署大力開展涉民生案件專項集中執行活動，其中追索勞動報酬類案件正是此次活動的重點清理對象;第二，改變勞資糾紛解決過程中勞動者“勢單力薄”局面，把勞動者私力討薪“游擊戰”，轉變為勞動者運用法律討薪“陣地戰”。要完善落實工會法，健全工會組織，發揮社會組織在討薪維權中的積極作用，擴寬維權救助渠道，加大法律維權宣傳，增強勞動者法律維權意識，積極引導勞動者運用法律武器維權，健全對討薪者的司法救助機制;第三，加大行政監察力度，建立多部門聯動長效機制，對惡意欠薪行為實施零容忍。此外，要建立企業用工信用制度，加強行業自律，對企業用工進行時時監測，引導企業建立科學正規的用人制度，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年底惡意欠薪事件頻發，折射出欠薪單位良心和誠信的缺失。治理欠薪難題，不能光靠道德拷問，更要完善法律討薪救濟機制。只有充分發揮依法規制惡意欠薪的正能量，才能從根本上打破惡意欠薪事件年關頻發的怪圈。

　　這是一個不該發生的悲劇。

　　廣西玉林市興業縣大平山鎮南村。一個在“現代化”建設上已頗為可觀的村莊，卻遭遇集體淪陷。留守女孩小雨(化名)在長達兩年間里受到村里十多名中老年人性侵。年紀最大的76歲最小的也有44歲，多是爺爺輩。第一次性侵發生于2011年當時小雨只有11歲。憤怒的父親發現真相報警，最終10人獲刑。然而，這不是一個罪惡被制止、壞人遭懲治的故事，反而是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敵視”，“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2014年1月9日杭州日報、瀟湘晨報)

　　讀至此，沒有一個有良知的人會平靜安穩。那些無恥的施害者甚至連一個“傻子”都不如。當施暴者互相推介，將罪惡的臟手伸向毫無反抗能力的小雨時，參與性侵的人數就像滾雪球越來越多。當一個傻子被喊過來，卻“連碰都不敢碰”小雨，只有他一個人守住了道德的底線，未曾參與性侵。這個細節，尤其令人錐心般的疼痛。

　　十多個中老年人，十多個心智正常的長者，為老不尊，道德淪喪，成了性欲的奴隸，成了吞噬弱小女童的惡魔。小雨就是他們的“孫女”。若上推若干年，有人或許與小雨有著某種血緣。最不濟，他們與小雨的家族同為鄉鄰相互守望了一輩又一輩，即使沒有血緣亦當有鄉鄰親情。

　　然而，他們竟然冒天下之大韙不怕造孽，肆無忌憚性侵女童。60歲的陳美光兩年間法院認定其性侵多達15次。對這些人類渣滓理當施以重刑，可悲的是他們的丑惡行徑反倒得到同情。一些身為母親的女性甚至將臟水潑向了無辜的女孩。真得不知道，這些女子是否也喪失了是非美丑的道德底線，早就墮落為村民性侵犯罪的幫兇?

　　大平山鎮南村，有著2300多口人。靠著在廣東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經興建起不少三四層的新樓。村子東西兩側的廣場各修了一個籃球場。進入村口的一座高聳的牌坊“龍門”，其左右鐫刻著“富貴”和“榮華”。村里正在集資，要重建被毀掉的廟宇。然而，一個似乎充盈著濃厚文化氣息的鄉村，竟然形成了集體性的道德淪陷。顯然，不僅出于人性的惡，出于獸性爆發，更源于鄉村倫理的淪陷，鄉民道德的集體墮落。

　　原有的長幼有序，禮義廉恥，相互守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倫理道德規范，早就塌陷。高樓、籃球場、“龍門”牌坊等僅僅成了一種文化符號，已無法修補村民精神層面的潰敗。以至于“飽溫思淫欲”，一些長者遂搖身一變成了惡魔。在他們心里，早就沒有了互相守望的責任與擔當，沒有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的規矩與忌諱，沒有了對弱勢群體的體恤與憐憫，更沒了對法律的敬畏與忌憚。在村民眼中，老人性侵后給了錢，也沒有遇到激烈的反抗，女童就不值得同情。同情惡者反倒歧視受害者的輿情，更加速了人性的墮落以及鄉村道德的集體沉倫。這恰恰是最可怕最可悲的。

　　只是，要拯救失喪的良知，重構文明理性的鄉村倫理道德，顯然任重道遠。劉效仁

　　北京出臺的“拼車”指導意見第一次把過去禁止拼車的規定撕開了一道口子，可以在不以贏利為目的的基礎上，實行“小客車合乘”。應該說，允許和推行拼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北京近日出臺國內首個小客車“拼車”指導意見，定義了“合乘”行為，并規定根據合乘目的，可分為上下班通勤的長期合乘、節假日返鄉的長途短期合乘。根據分攤費用可分為公益性合乘和互助性合乘，公益性合乘不收費，而互助性合乘可以合理分攤出行過程中的油、電、氣、高速通行費。

　　這個“拼車”指導意見第一次把過去禁止拼車的規定撕開了一道口子，可以在不以贏利為目的的基礎上，實行“小客車合乘”。應該說，允許和推行拼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比如，低碳環保、節省資源，減少擁堵、消解交通壓力，節約支出，增加人際溝通等。在今年面對霧霾的形勢下，人們更加呼喚拼車行動。據統計，目前路面上的機動車有60%至70%是空載的，造成了很大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如果推廣使用合乘用車，路上的車輛可以減少30%左右，可有效緩解交通擁堵，減少霧霾影響。

　　長久以來，拼車遭遇的最大阻力是非法營運問題。《道路運輸管理條例》規定，只要發生資費給付的行為就會被定性為非法營運，要受到相關處罰。而如果拼車一律免費，顯然不符合國情，也是大多數人不愿意的。因此，應該從法律上掃除拼車的障礙，重新界定“非法營運”的內涵，不以是否給付資費為標準，而以是否實現盈利為標準。就是說，如果拼車者給付的資費不高于發生的汽油費、過路費，那么應當認為這是搭車者對車主成本的合理補償，屬于非盈利性質，當然也不屬于非法營運了。現在，北京市終于作出了這樣的規定，從而為拼車頒發了通行證，這是令人高興的，屬于開全國風氣之先，值得贊揚和推廣。

　　在國外，法律“打擊”的恰恰是“空車”，通過提高收費控制私家車空載率;鼓勵車主多搭行人，在滿員的情況下可免收或少收高速費;對掛牌車輛在滿員的情況下在部分路段可優先通行。實際上，北京的這道口子還可以再開大一些。現在規定的“兩三個人住在同一個小區，每天上下班時間一樣，單位相距不遠，不妨合乘”的形式稍顯狹隘，也應該包括在同一單位或附近工作，往相同方向下班的員工拼車。還有不固定的臨時組合型，例如網友通過網上發帖，相約乘車，到同一個目的地的拼車，農民工拼車返鄉等，總之，只要不以贏利為目的的拼車，都應該允許。

　　將小偷扒竊時被捕捉到的影像，發布到專門建立的網絡平臺上讓大家辨認，認出來獎勵千元，1月6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樓分局建立的涉案圖像協查平臺——“天羅地網抓小偷”正式上線，不過，此舉引起爭議。

　　“網上抓小偷，歡迎你參加!”動員民眾參與抓小偷，確實可震懾小偷，亦能激發民眾的參與意識，但是，未經司法審判就公布小偷影像，并言之鑿鑿地認定他們就是小偷，這合法嗎?鼓樓警方的理由是，《刑事訴訟法》規定，警方有權公布相關案情，對嫌疑人進行通緝，請公民提供線索、協助破案。問題是，有的小偷也許夠不上刑事立案標準，警方通緝就是一種冒險，拿小偷的人權不當回事。再說，發動網友“人肉”，萬一有人將涉案人員的身份信息以及家人情況也一并公開，怎么辦?

　　警察抓小偷，天經地義，但需要遵紀守法;號召公民參與，無可厚非，但需防止劍走偏鋒。殺人犯也有人權，何況小偷?當然，鼓樓警方對可能出現的偏差并非沒有思慮，但就怕激情有余而走上了偽正義之路。

　　光緒年間留下來的安氏大院，雕梁畫棟、巍峨壯觀，那老房子、老樹、老墓園，既是安氏族人的根，也流淌著中原文明的血脈。歲月蹉跎，老宅依舊，她的美曾經震撼過南水北調的工作人員，如今卻無法再抵擋鄭州航空港區建設的鐵鏟，難免讓人感懷神傷。應該說，這份感傷中既有對老宅的依戀，對限期拆除決定的質疑，更有對相關部門無知、傲慢、顢頇做派的憤懣。既然南水北調這么大的工程都可以“繞道而行”，憑啥當地建座跨南水北調渠的大橋就“必須拆掉”?

　　在不久前結束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記得住鄉愁”是一個響亮的宣言，但它無法叫停各地赤裸裸的“拆古”蠻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顯示，近30年來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設活動。面對咄咄逼人的城市化浪潮，散落各地的文物古跡危若累卵。別說安氏大院這樣“是文物但不是文保單位”該不該保護成為問題，即便像鎮江“千年糧倉”、青島雙山水塔、鄭州三棉蘇式風格建筑群，這些名正言順的文保單位，還不是照樣在“誤傷”、“偷拆”、“維修性拆除”中，化為一地瓦礫。

　　古跡一座座倒在推土機的轟鳴中，中國文保工作所面臨的尷尬處境，一方面來源于現有《文物保護法》的綿軟無力，特別是那條“50萬元處罰上限”的設定，實難為保護文物“撐腰”;另一方面也與文保部門在政府行政序列中的邊緣地位，以及其自身慣常的消極作為密不可分。以安氏大院遭征遷一事為例，安氏后人的寢食難安、志愿者的重建呼吁與鄭州市文物局起初的“不違規”表態可謂對比鮮明。當文物局長都只能用“可惜”來表達對于這座百年老宅命運的惆悵時，我們又還能對“記得住鄉愁”抱多大的期望呢?

　　越是急劇變化的社會，越應該把根留住;越是大遷徙的時代，人們的鄉愁也越發濃烈。鄉愁是什么，每個人或許有不同的答案，但無論是船票還是老井，精神上的懷舊總需要有物質上的寄托。故鄉沒了老樹、老墳、老房子，鄉愁去哪兒尋呢?在這個意義上，保衛安氏大院理應成為一種公民共識。(王垚烽)

　　主持人

　　小區

　　據《法制晚報》最新報道，在中國人民大學近日主辦的“中國死刑制度改革爭議問題”講座上，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教授表示，我國應調整死刑政策，構建死刑赦免制度，推進死刑和解以及合理運用死刑替代措施，分階段逐步廢除死刑。大家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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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嘴

　　很多大貪官都免于死刑，難免遭到“死刑不上大夫”的質疑;而某些冤假錯案，也導致“誤殺”出現，影響尤為惡劣，從這些角度考量，贊成廢除死刑。

　　@小正

　　我贊成廢除死刑。這不但是給犯罪者一個機會，也是給執法者一個機會。中國不乏冤案，枉死的人還少嗎?

　　傳統認為應該血債血償，但貌似不怕死的人挺多。腹黑一點想：干了這么多壞事，想一死了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金槍魚

　　我內心從沒有這把寬恕的“文明之尺”，當我見到罪大惡極之人時，還是希望聽到正義的槍聲的。

　　@阿二

　　一命抵不了一命，死亡也換取不了公平，幾千年來中國都執行著世界最殘酷的刑法，但是犯罪率一點都不低。現代文明有現代文明的玩法，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都知道邀請日本專家把中華法改成大陸法系，現在的我們更應該文明一點。 @道哥

　　中國傳統理念是殺人必須償命。西方理念是人需要救贖，死刑不但無法救贖，而且死刑本身也是殺人，傳遞暴力。從國外經驗看，死刑率低的國家，恰恰都是文明國家。可見死刑并不是社會治理的良方。

　　@知遇

　　野蠻國家一定有大量死刑，文明國家未必完全沒有死刑。但濫用死刑一定會錯砍腦袋，而腦袋一掉，再也安不回去，這是無法糾正的冤案。所以非要死刑時，要少，要準，要公平，要文明執行。

　　@龍兄

　　俗話說，惡有惡報。對于極惡之人，比如“長春盜車掐嬰案”、“北京大興摔死女童案”的狂徒，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赦免死刑和廢除死刑的社會基礎是，人人都能用一桿道德的秤去規范自己的行為，我們的國情，還遠遠沒有走到這一步。

　　@一派胡言

　　如果廢除死刑，大貪官表示毫無壓力：進去只要不供出重要合伙人，必有人眷顧。里應外合，可把監獄變賓館。但如果司法不公，死刑也用不到大貪頭上——糾結了……

　　2013年12月31日晚，漢中市李先生因為家里沒暖氣，便和懷孕的妻子到洗浴中心洗澡。期間，一名警察闖了進來，拿著手機就拍照，即使告知夫妻關系，還是被拍了兩次，拍照的漢中市東大街派出所刑警隊隊長張衛華告訴媒體：“我們檢查到賣淫嫖娼的，好多都說是兩口子，他女朋友，這種情況比較多，咱們自己要留證據。”并告訴媒體記者，他們平常查處賣淫嫖娼行為都是按照這個程序，截至發稿，漢中警方沒有對此事公開表態(據1月2日陜西廣播電視臺《第一新聞》)。

　　賣淫嫖娼行為屬社會丑惡現象，也是一種違法行為，警方依法查處不但是職責所為，更屬打擊違法的需要，的確，在查處實踐中，某些違法者為了逃避法律的處罰，注定會以種種理由進行狡辯和抵賴，如果警方缺少現場證據，很難對違法者進行打擊處理，況且，賣淫嫖娼行為雖然與正常的夫妻或違反道德上的同居有本質上的區別，如果沒有直接的現場證據的確難以進行事后認定，這無形中給警察執法造成難度，盡管如此，也需要執法者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規范執法，從漢中警察執法的整個過程來看，程序不規范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這種不規范的執法還成了漢中警察查處賣淫嫖娼行為的“一貫動作”。按照公安部頒布的規定，人民警察上門檢查時，不得少于兩人;同時，對違法嫌疑人進行檢查時，應當尊重被檢查人的人格尊嚴;檢查婦女身體，應由女性工作人員進行。盡管這位警察事先不知道被檢查對象屬合法夫妻，但獨自一位男警察對并不確定是賣淫嫖娼行為的男女合住房間破門而入，不容分說強行對洗澡的夫妻進行拍照，其本身不僅是在“有罪推定”，也是在侵犯隱私，更是對被檢查對象人格的不尊重，退一步說，即使被檢查對象確屬“賣淫嫖娼”，這樣的執法行為也是極不規范。

　　實際上，警察在查處賣淫嫖娼等違法行為過程中，不規范執法甚至程序違法現象并不是孤例，一些地方警方在對涉嫌賣淫嫖娼行為進行查處時，無論是對 “嫖客”還是“失足婦女”都缺乏最起碼的人格尊重，甚至故意將查出現場的“香艷鏡頭”毫不掩飾地加以展示，嚴格意義上講，警察這種執法或是“現場取證”，不但程序上違法，對違法嫌疑人隱私、人格上的極不尊重。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不亮證執法者有之，把警服、警車當證件者有之，抓錯人拒絕道歉者有之，甚至被執法對象要求出示證件被視為“態度惡劣”者亦有之等等，這些不規范的執法表面上看是微不足道的“瑕疵”，但實際上卻折射出一些警察的基本素質和對法律的敬畏不足，甚至是對公民合法權利的漠視心理使然，同時，警察執法存在這些較普遍的不規范現象，也是長期以來監管不夠，百姓群眾法律權利意識淡漠所“慣養”的結果。

　　我們知道，在百姓群眾心目中，人民警察肩負保護人民、打擊犯罪的神圣職責，是法律和正義的象征，但在文明的法治社會里，警察更應當是帶頭遵紀守法的典范，是向百姓群眾普及法律常識的“使者”，警察不僅需要嚴格執法，更應當規范執法，這是法治社會對人民警察的最基本要求，不管警察執法目的如何正義，是如何為了有效打擊違法犯罪，但如果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缺乏規范，不嚴謹或有瑕疵，不但目的難以達到，更會讓警察的正義形象大打折扣，筆者認為，漢中這位“擅闖”夫妻房進行拍照的警察，盡管已經向被“誤查”的夫妻賠禮道歉，也刪除了所拍照片，當地警方還應當吸取教訓，認真舉一反三，要從思想深處把人民警察的位置擺正，既要敬畏法律，又要從心里尊重合法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執法過程中，不僅要把自己當成是尊重和維護法律尊嚴的執法者，還應當是敬畏和維護合法公民合法權益的“公仆”，既要嚴格執法，又不能以犧牲執法規范為代價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油品升級的好處不用多費嘴舌，油品升級需要成本也是常識。但升級之后的價格上升，多少令人糾結。此前有報道稱，本輪油品升級的成本將由多方承擔，包括政府、石油公司和消費者，不過消費者可能會承擔“大頭”。 每升加價0.21元是否為“大頭”，這在升級成本并未公開之前，只能是猜測。但消費者承擔“大頭”就真的理所應當嗎?

　　首先，油品“低級”是油企所造成。何況“三桶油”是具有相當壟斷力并肩負特殊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為油品升級埋單責無旁貸。此外，升級成本主要來自于設備改造，屬企業自身需要，為何要通過提高油價的方式來平攤費用?

　　其次，對于油品升級的成本負擔問題，有關部門應該制定相關配套措施，明確激勵政策，鼓勵企業的環保投入和技術創新，以此逐步抵消漲價影響。石油企業作為國有企業，除了交稅外，還要上繳國有企業的紅利，因此這一部分資金完全可以拿出來治理環境污染及補貼民眾。

　　第三，油企要想消除社會輿論的質疑，就必須主動、詳細地公布油品升級的成本投入，讓大家看看各方面到底為升級承擔了多少，供政府和消費者監督。否則，難以擺脫變相漲價嫌疑。

　　油品升級是大勢所趨，需要企業、政府以及消費者共同努力。加價可以，但前提是信息透明，成本公開，既不能讓消費者承擔“大頭”，更不能讓消費者成了“冤大頭”。(張國棟)

　　多年來，農民工討薪都是社會難題，討薪甚至走向極端、走向違法。農民工受傷害，社會秩序、治安也擾亂，這是誰也不希望看到的結果。現在，多部門聯合執法，“一站式”服務，基本目的非常明確：讓依法討薪變得容易起來，只要出現拖欠工資的問題，人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

　　總體而言，拖欠工資多發生在不規范的市場地帶，也就是法制的薄弱環節。嚴格、高效執法，就是維護市場與法律環境，既是減小討薪的難度，也是增加企業主拖欠工資、逃匿的法律成本，以及讓那些市場中的投機鉆營行為變得困難，撈不到好處，從根本上鏟除惡意欠薪的土壤。

　　彰顯法律的作用，鼓勵依法討薪，是解決欠薪、討薪問題的治本之策。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以嚴格而高效的聯合執法，為依法討薪創造條件。(評論員 肖暢)

　　何龍

　　“(清遠市清城區)8個街鎮，每個都交100萬，做兩次就可以收手，你看他敢不敢揭發。他一家廠值一億幾千萬，我們無非要他一百幾十萬，或者要兩百萬。如果他揭發我，我要他整間廠都倒閉。”

　　說這話的是廣東省清遠市清城區環保局局長陳柏和。這個類似警匪片中的匪徒敲詐預謀被事先暴露，緣于一次“手機操作失誤”。

　　2013年12月9日，清遠一女性市民持錄音材料實名舉報清遠清城區環保局局長陳柏和。她說，12月7日晚，她打通了陳柏和的電話，但陳柏和既沒接也沒掛電話。她被電話里傳來的對話內容嚇了一跳：陳柏和正在與人討論如何利用職權來敲詐勒索轄區企業。陳說，以他今天的職位，“分分鐘可以搞垮一間廠”。肖珊用手機錄下了對話的后面8分多鐘。

　　2013年12月13日，清城區紀委表示已啟動調查程序。而陳某某則稱自己沒說過這些話。(詳見2013年12月14日《羊城晚報》)

　　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清城區政府發布通報說，經廣東省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專家鑒定和清城區紀委等相關部門的調查取證，錄音內容屬實。同時，發現陳柏和還涉嫌其他違紀問題。(見今日《羊城晚報》相關報道)

　　看來這又是一個技術“漏洞”透露的貪腐問題。比起2011年江蘇常州溧陽衛生系統一局長把微博當QQ與情人打情罵俏約開房而鬧出笑話，陳柏和的陰謀對話外傳，則是一次操作失誤——他極可能是把接聽鍵當做掛斷鍵誤按了。

　　這是一個讓命運轉折的按鈕：通過“無線直播”，陳柏和暴露了可以與黑道比“陰”的勒索密謀。盡管他還想抵賴，但他低估了現代技術手段。他最終被免職并立案調查，應該歸咎于那個可惡的手機按鈕。

　　舉報者說，她因工作關系常給陳柏和打電話，但他最近常常不接電話。那天，她是另一部電話才偶然“截獲”陳柏和的秘密對話并做了錄音的。陳柏和為什么不聽電話?舉報者為什么要用另一部電話?這里顯然藏有大量可供解讀的信息。也就是說，這次看似十分偶然的對話走漏事件，實際上未必“純屬偶然”。

　　近年，開房、嫖娼、大吃大喝等錄像頻頻曝光，表面上都好像是視頻被偶然泄露，但事情大都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從獲取視頻到網上曝光，也許都是精心策劃、秘密跟蹤和機智周旋之后的“出品”。在偶然的表象下，潛藏著精心布置的陷阱。

　　俗話說“入得山多終遇虎”，而壞事干多了，同樣會招來“報應”。那些貪官污吏一次次地利用權力尋租，總有滿足不了“租客”的時候;一旦權力交易出現“不公”，“租客”就會尋機報復。當權力帶來的利潤越大時，覬覦這種權力的人也會越多，被盯梢的機會也就越多。因此，許多的偶然可能變為必然。

　　但這只是一種“可能”。就反腐而言，靠“技術錯誤”和民間力量，其作用畢竟有限。作為小小的環保局局長，陳柏和就能聲稱“分分鐘可以搞垮一間廠”，這說明我們某些官員的權力野性是多么的張狂。正是這種缺少羈絆的權力野性，給掌權者以為所欲為的膽量，使他們敢于旁若無人地揮舞權柄。

　　我們不難想象，假如陳柏和不是“錯按按鈕”，將有多少企業要受到他們的敲詐勒索，清城區的地理環境和政治環境將會被搞得如何烏煙瘴氣。顯然，反腐不能僅僅依靠貪腐者的失誤和一般民眾的“偶遇”和“撿漏”，而要仰仗強有力的權力制衡，讓官員找不到貪腐的機會，甚至難以萌生貪腐的念頭。(作者是本報首席評論員)

　　通常說法是：藥價太低，藥廠賺不到錢，于是不生產。按理說產品只要短缺，緊接著就是價格飆漲，企業高興還來不及，怎么會不生產呢?

　　不是藥企不想漲價，而是不能漲價。以他巴唑為例，由于有效和廣泛使用，而被列入我國基本藥物目錄，由國家發改委制定基藥全國最高限價，再通過各省招投標確定采購價。他巴唑的全國最高零售限價目前定為4.9元/瓶(5mg×100片)。企業生產藥品想要進入流通領域，就必須壓低競價。在制藥成本逐年攀升的當下，很多藥企干脆選擇停產。

　　此前，媒體采訪全國多家生產他巴唑的藥企，驚訝地發現：他們對該藥大范圍的短缺一無所知，盡管媒體已多次報道，藥品監管當局多次重申增加投放——當價格傳導的信息被阻塞，激勵不復存在，生產調節就完全失靈了。

　　企業家是受利潤驅動、用價格預判市場的角色。他們偶爾也會通過新聞報道和政府指令了解市場行情，不過這種判斷通常是滯后、模糊的。只有價格，才能使企業家準確進行資源分配。就像某地發生自然災害，企業無需深入災區考察，只要根據市場上各類商品的價格起伏和劇烈程度，就能判斷哪些商品最為緊缺。價格既是信息傳導器，也是激勵機制，企業只需要盯住價格，就能化繁為簡地進行市場行為。在他巴唑短缺事件中，有個細節值得注意：甲亢屬于“小眾疾病”，相對于高血壓、糖尿病這些多發病，信息傳播并不占優勢。如果沒有價格引導，僅憑患者呼吁和政府關注，能否引起企業注意全憑運氣。

　　我國對大量藥品實行“核準加價”，醫療機構賣藥加價，不能超過成本價的15%。這個規定本意是抑制藥價上漲。但在醫療服務受價格限制、醫院普遍“以藥養醫”的情形下，采用貴藥以獲得更多加價額度成為醫生的通行做法。藥企因此選擇拋棄廉價舊藥，研發新藥，很多所謂“新藥”則是舊藥的改頭換面。經過重新注冊審批，成本變高了，舊藥的品牌價值被浪費，新藥通過很長時間才到達患者。面對政府的限價沖動，企業通常不顧長期收益，只求狠賺一筆，趁早收回成本。疾控專家鐘南山曾大為光火：“我搞了40多年的醫，有時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奧妙。往往是一個藥品換個‘行頭’改個名，搖身一變成新藥，‘身價’就立刻飆升。”其實哪有什么奧妙，只不過是企業對政府限價的正常反應。(陳興杰)

　　近日有媒體報道，12月14日，在惠州市惠陽區永湖鎮，一名市民騎電動車撞倒了一位老人，并將其送醫。住院一周后，他與老人家屬商討老人出院事宜但沒有談攏，于是發帖稱被對方訛詐10萬元，但傷者家屬表示，肇事者的回避態度讓人惱火，要價10萬元是當時的氣話。

　　在過往與撞人有關的新聞事件中，每每觸及老人、撞人等關鍵詞，第一反應便是“碰瓷”一說，緊接著輿論一概對受害者口誅筆伐。與此同時，撞人者站在道德高地，甚至出現輿論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現象。就如前不久發生的與事實存在偏差但廣為傳播的“老外北京街頭扶摔倒大媽遭訛詐”新聞，這些現象固化了公眾對類似事件的刻板印象。

　　道德亞健康的現狀下，“碰瓷敏感癥”也成為一種公共情緒，被“扶人遭訛”的新聞嚇怕了——潛意識里認為所有摔倒的老人都在訛詐，所有被撞的大媽都在裝假。從彭宇案到四川小學生扶老人反被訛詐等事件，一提到“扶人”就想到碰瓷、訛詐。

　　當然，并非每一起撞人事件都是碰瓷。例如，最近沈陽一名老人被雪后騎電動車的年輕人撞倒，老人自稱有醫保，讓撞人者“趕緊去上班”。以德報怨與之前很多的以怨報德的反差自然成為媒體熱捧的“中國好大爺”式道德模范，也成為反擊道德滑坡論調的最佳佐證。

　　合理賠償與訛詐的界定，應當交給法律，不應聽信個人話語體系中的只言片語。也就是說，對于事后的賠償事宜，倘若不能得到雙方當事人的私下解決時，應當尋求法律的幫助和界定。在惠陽發生的這起案例中，騎車者事實上是撞傷了受害人，所以并不存在碰瓷的爭議，但問題的核心在于事后的賠償事宜。此時應當通過相關政府部門取證，并鑒定受傷程度和受損程度，然后拿出解決方案，促使雙方進行調節，最終解決糾紛。

　　撞人者的法律責任與受害人的正當權益都應當得到明確化。道德難題遭遇現實尷尬時，法律援助應當及時介入，減免因此引發的沖突。在交通法律中，也應當對相關事件進行明細化規定，以避免訛詐等不法手段的滋生。

　　監督機制和賠償機制的完善和確立，是道德難題面臨的一個缺口。單憑道德制約的確容易導致社會糾紛的產生，如何規避道德問題產生的社會問題不得不引起重視。對“獅子大開口”介入法律程序，能夠及時抑制道德困境。這是依法治國與百姓生活對接的一個象征，也是對法治精神的一次新考驗。

　　曾金

　　在央視《新聞調查》節目中，兩名男性受害者毅然出鏡控訴：十多年前，當他們還是中學生時，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知名物理教師張大同對他們實施了猥褻和性侵。這位“名師”在20年間，性侵過多名在校男中學生。

　　其實，去年這些受害者就在網上實名舉報了張大同。之后，張大同承認有此丑聞，并被學校解聘。但事情就到此為止了。原來，現行的法律無法懲治男男性侵兇手。

　　很多人往往把“男男強奸”視為奇聞、談資。其實，這個話題并不輕松，反而突顯出我國刑事立法的漏洞所在。依“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不定罪。在我國刑法中，強奸罪的犯罪對象只限于女性，而猥褻兒童罪的犯罪對象只限于14周歲以下兒童，很多剛年滿14周歲的未成年男孩，以及一些剛屆成年但社會經驗不足的青年——這些人雖然是男性，實際上卻是弱者，很容易成為同性性侵害的對象——處于法律保護之外。特別是老師、上級、老板等，往往利用相應的監護、管理關系，對他人實施性侵害;侵害人數更多、更加隱蔽，對受害者的傷害也更大。

　　歐美國家因為有歷史上的基督教傳統，所以對于男男性侵一直比較重視，特別是針對未成年男孩的預防性侵教育比較到位。而中國在這方面存在立法、教育的兩重漏洞。1979年的《刑法》中，一般把針對男性的性侵行為，歸為流氓罪予以打擊。1997年，我們《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分設了猥褻婦女罪和猥褻兒童罪(兒童指年齡在14周歲以下)，卻遺漏了對14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以及成年男性的法律保護。但是，他們也有可能成為性侵的對象，也應受到法律保護。

　　正是因為法律無法制裁這種性侵行為，結果引發了更多的社會問題。比如，2009年，一位18歲男青年在太原求職時，遭遇同性“強奸”。他原本希望通過法律制裁對方，但“問過懂法律的朋友，也上網查過，法律上對我這種受害人沒有什么說法!”于是，他伙同他人設局搶劫了強暴自己的男子，結果自己反而鋃鐺入獄。

　　學校在性教育方面的缺失，也不容忽視。長期以來，我們的學校諱于談性，諱于談教師中也有敗類，諱談學生的自我保護，結果，校長帶小學生開房、社工奸淫幼童等事件頻發。就以這次勇敢站出來的受害者來說，即便他們所在的學校——華師大二附中是國家教育部直屬重點高中，即便他們的高中時代已是資訊發達的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即便他們生活在最發達的沿海城市，但他們依然對老師“關心”的尺度模糊一片，搞不清哪些是老師表示關心，哪些是性侵犯，以至于在當年沒有及時提出控告。大都市的名校尚且如此，其他學校的性教育，以及未成年的性保護豈不是更加讓人擔心?

　　名校學生在十多年后出鏡控訴老師當年的獸行，法律卻無力為他們伸張正義，這告訴我們：保護未成年男性的立法、教育欠賬，該好好補補了。

　　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繼續開會，與會人員分成6個小組，審議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審議中，與會人員毫不避諱，直言熱點問題。與會人員表示，法院有些時候甚至很難判下級政府敗訴。

　　眾所周知，“同級審”是當前行政訴訟難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法院的人、財、物都依賴當地同級行政機關，有時很難獨立公正審判，于是出現了法院很難判同級政府敗訴的“常態”。可現實中，居然存在縣法院不敢判鄉政府敗訴的怪現象，實在令人愕然。原因在哪?原來法院報告要上人大會議審議表決，而鄉長、鎮長不僅是縣人大代表，還是代表團團長，如果法院判他們敗訴，可能在人大會上就得不到這個代表團的選票。

　　縣法院不敢判鄉政府敗訴，會瓦解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對此，法院不能因為選票而心存忌憚，或者留有私心，作為審判機關，有責任維護法律尊嚴，法官也應該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既然身穿法袍，手持法槌，就應該捍衛法治精神，不辜負公眾期待。

　　但是更應看到，法官確有苦衷，面對一些鄉鎮府可能存在的以不投票來“報復”法院，不是沒有破解之道，一是減少鄉長、鎮長在縣人大代表中的名額;二是對查實鄉長、鎮長有報復行為，應予以問責。此外，還應該全面鋪開異地審判。根據浙江省高院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臺州行政訴訟實行異地審判后一年內，共受理此類案件81件，政府敗訴率為64.4%，比上一年同期敗訴率13.1%上升了近4倍。為何民告官勝訴率如此之高，就在于施行了“異地交叉管轄”，法官審判時不受干擾或者受到的干擾較少。

　　值得提及的是，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已經明確提出，異地管轄，減少行政機關干預審判。如果真能通過并推廣，勢必減少行政機關干預審判的現象。但是，切莫樂觀。異地審判不是萬能藥。有委員已經表達了擔心，“異地管轄”在第一年、第二年有效，到第三年就無效了，A地政府會通過各種關系找到B地的法院，讓法院不要受理該地的案件。但凡稍微洞悉官場的玄秘，就知道這種擔心并非多余。

　　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人財物脫離，被視為破解行政訴訟難的一個“利器”。此外，有委員建議，從行政審判體制上進行改革，并加強檢察院對法院不受理案件的監督。檢察院的垂直管理體制，能更多抵御干擾。法律還應該明確規定，行政案件的審判不受任何政黨組織、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擾。諸如此類建議，一旦被采納，對推動審判獨立大有裨益。

　　馬克思有句名言：“法官除了法律，沒有別的上司。”只要依法審判，縣法院不僅可判鄉政府敗訴，還可判同級政府乃至上級政府敗訴。當然，法官的底氣既來自沛然不可御的正氣，更來自密實而有效的制度支撐。制度強勁有力了，以言代法、以權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減少乃至絕跡了，那些行政權力才不敢把法院當作奴婢或工具，導致司法權并沒有真正獨立于行政權。

　　管理者與擁有者身份一旦錯位，不僅會造成僭用、濫權，還會滋生腐敗，帶來人浮于事、漫不經心等頑疾。

　　近日，南京六合一處施工工地挖到一座古墓，出土漢代寶劍一柄，被送到附近派出所后，為驗證其鋒利程度，警方人員竟用來試割電纜皮，從新聞照片中可見，兩名警察連手套都沒戴，便抓著劍身擺開POSE，令人瞠目。(《現代快報》)

　　像這樣級別的文物，專業人員即使是戴了手套，有保護措施，也要小心翼翼、輕拿輕放，一旦入庫，輕易便不能對外展示，普通人看都難看到，更不要說拿著它到處去試鋒芒了。

　　可面對這么珍貴的文物，警方的操作卻如此馬虎，完全視為玩具，這是太無知，還是太驕狂?就算不懂《文物法》，也該有點敬畏吧?作為執法者，首先應該知法懂法，文物暫存在派出所，并不意味著給了你處理權，怎能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想怎么來就怎么來?

　　然而，轉頭想想也不奇怪，在我們的生活中，由于權力劃分不清晰，管理者變成擁有者的情況并不罕見。就以該案論，如果不是當事人把它當成好事、趣事來宣揚，又有誰會知道呢?最終還不是不了了之?令人后怕：幸虧只是一把古劍，如果是更珍貴、更脆弱的東西，結果會如何?

　　面對這個問題，單靠提高人員素質等，恐怕很難根本解決。事實證明，管理者與擁有者身份一旦錯位，不僅會造成僭用、濫權，還會滋生腐敗，帶來人浮于事、漫不經心等頑疾。表面上，我們有法律，有專業機構，有專業人員，可如果在實際操作中，現管能大于這一切，那么，誰還會把它們當回事呢?

　　一個產權不清晰的市場，注定低效率，而一個治權不清晰的社會，則難免滑向粗鄙。因為它內部必然會出現許多監控不到的死角，太多細節的不完美最終將人們的耐心消磨殆盡，結果只能以粗糙限制粗糙，以自私回應自私，隨著協商的彈性漸失，系統的脆性會成為發展的負擔，甚至明明是好的改變，也可能帶來整體崩潰的結果。

　　對于轉型中的社會來說，傳統、文化、社群是良好的緩沖器，可它們也很容易被抑制，無法充分發展，所以老問題總在重復出現，老辦法效果越來越差。對此，就要靠壯士斷腕的勇氣，從瓶頸處尋求突破。

　　西雅圖有個老太婆叫伊迪絲·梅斯菲爾德，居住在巴拉德西北一所小房里。2007年，開發商要建商業大樓，在老太婆那里碰到了釘子。老人家的房產市值8千美元，開發商價開到12萬美元，但她不為所動。最終，開發商知難而退，讓商業大樓凹進一塊，老太婆仍住在她8千美元的房子里。

　　這個故事近年來在中國被廣泛傳播、擴大解釋，聽說過的人無不羨慕美國社會對私有財產的嚴格保護，恨不能生在美國。然而，事實真相總是更復雜，遠不是保護私有財產那么簡單。

　　其實，財產所有權在美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國政府征地、拆遷的事情時有發生，甚至動用國家公權力為大公司征地的情況也不少見。這里，再講另外一個美國老太婆的故事。凱露的房子坐落在美國康州新倫敦市，1997年當地政府為了吸引大制藥公司輝瑞入住，出面替輝瑞征地。凱露不為政府出的高價所動，拒不搬遷，2000年政府發出強拆令。凱露一路上訴，2005年最高法院裁定凱露敗訴，房子沒保住。

　　伊迪絲能保住房子，而凱露卻不能，原因就在于凱露面對的是政府拆遷。美國憲法第五、第十四修正案規定，出于公共利益考慮，政府通過恰當的程序、給予恰當的補償，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財產。因此，如果是政府拆遷，被拆遷人并沒有選擇余地。

　　在美國，拆遷最大的爭議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這是他們打拆遷官司的主要原因。修建公共設施，諸如地鐵、辦公樓、煤氣管道是公共利益，沒有什么爭議。但是，政府為了增加收入把地賣給開發商，為了吸收投資替開發商征地，是不是公共利益存在巨大爭議。

　　如果想借它山之石，那么美國的經驗是兩條，一是商業拆遷和政府拆遷要嚴格區分;二是補償必須按市場價格落實。回頭看中國的拆遷問題，性質和難題則完全不一樣。最大的區別就是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同。在美國，聯邦政府擁有約30%的土地，州、市政府擁有少量土地，大部分地歸私人所有，所有權和使用權合一。在中國，所有土地歸國家、集體所有，個人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且最長使用權為70年。

　　商業拆遷和政府拆遷在美國就是一團麻，在中國更難區別。在中國，因為土地歸國家、集體所有，開發商只能從政府手中買地，并沒有權力直接將房主從政府的土地上趕走，只有政府才有這個權力，理論上一切征地都是政府行為。在美國，為了解決公共利益界定的難題，美國利用自己的三權分立體系，要求每一起政府征地案必須由當地議會決定是否為公共利益。而根據中國現實國情，不可能照搬美國做法。于是，如何界定是政府拆遷還是商業拆遷，就成了大難題。

　　按市場價給予恰當補償在中國更難以落實，原因就是產權不明。理論上，房主只有70年的使用權。實際上，在中國的大眾意識里，房子就是能子子孫孫相傳的。也就是說，法律上規定房主只有使用權，但是公眾卻認為自己擁有所有權，這是一個巨大的認知差距和隱患。這個問題決定了合理的價格沒有辦法確定。如果按所有權計算，絕大部分拆遷補償都給少了，因為政府賣塊地動輒數十億，給拆遷戶的是少數，大頭都入政府腰包。如果按70年的使用權算，絕大部分拆遷補償又給多了，因為在同一地點租相同面積的房子住幾十年，可能用不了那么多錢。因此，在不少拆遷糾紛中，政府都認為補償夠了，拆遷戶都覺得給少了。

　　關于美國老太婆的拆遷故事僅供大家茶余飯后發發感慨，中國的事需要中國智慧、中國辦法來解決。拆遷問題要從根子上破解，必須在所有權上找出路。(牛新春)

　　讓民眾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打得贏官司，固然重要，在根本上，還是要管住權力，讓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意識和水平適應時代的需要。

　　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民告官”法律的行訴法，實施已20多年，23日，行訴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行訴法的出臺，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權利，但現實多艱。2000年，最高法曾出臺關于執行行訴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009年，最高法又印發《關于依法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多次針對“民告官”作出解釋和強調，此次行訴法首修，仍然是查漏補缺。

　　此次修正案草案進一步擴大行政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并且對異地管轄做出規定，以減少行政機關干預審判，不執行法院判決的，可拘留行政官員。這些變化，夯實訴訟權這一實現法律正義的最后屏障，其積極意義不應低估。

　　但“民告官”問題，讓民眾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打得贏官司，固然重要，在根本上，還是要管住權力，讓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意識和水平適應時代的需要。

　　“民告官”是一個法律問題，根源卻是社會問題。行訴法針對的是具體行政行為，也就是公共權力行為。如果權力亂作為普遍，侵害人民群眾合法正當權益的行政行為經常出現，民眾即使能走訴訟渠道，能勝訴，社會也難說和諧。

　　官民關系就是干群關系，這是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重大主題。從法律的角度看，普通民眾與政府部門、公務人員能對簿公堂，確實是法治的進步，但如果“民告官”的事情總在發生，也絕非美好景象。“民告官”對應的是政府的日常運行，以及公共權力的基本品質。對訴訟權的保障，必須建基于政府日常運行的規范、公權行為的有效約束。

　　有資料顯示，2001年，我國“民告官”案首破10萬件，現在，這一數字激增。受理案件數量的變化曾被視為我國行政審判的重大成果，但從另一個方面看，也顯示權力不規范運行，民眾權益受損的程度。

　　現在，還有很多民眾有一種心理，能忍就忍，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打官司。這導致的結果是，事實上還有大量的案件并沒有進入行政訴訟程序，但權益受損的事情可能大量存在。這也說明，訴訟權要切實保障，規范政府的日常行為，約束公共權力的日常運行，這些問題更不應忽視。“民告官”都是哪一些案件?除了治安處罰、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的確定、行政許可、行政強制這類案件，還包括行政規劃、政府干預企業之間的爭議或糾紛等，這些都是在政府的日常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如果說行訴法是事后之功，那么怎么約束政府行為、管住權力，就是事前之功，把事前之功做好，事后之功兜底，這才是人們期待的治理。

　　當侵害民眾權益的事件發生，政府自身應當有自我清潔、自我糾錯的機制。事實上，這方面的規章條例和要求并不少。法律功能應當得到有效實現，但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被逼到法律的通道，這不應被視為正常。

　　正是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化理解行政訴訟法的修改。修法是法律事項，也事關政府職能調整、公共權力規范。人民群眾權益的保障，需要讓行訴法發揮實效，但不是寄望它一枝獨秀。

　　12月23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被稱為“民告官”的法律在頒布實施20多年之后面臨首次大修。修正案草案在減小行政機關干預法院立案、擴大受案范圍、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等方面增加了規定，專家認為，總體上將有助于排除“民告官”的種種法律障礙和困難。

　　我國行政訴訟法1990年實施，當時有如石破天驚，很多人驚訝于百姓可以告官，當做新鮮事，充滿期待，也夾雜著猶疑。20多年過去，“民告官” 不再是奇談，但“告得贏官”仍很新鮮，“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問題一直存在，“信訪不信法”成為普遍的社會心態。總之，普通人雖被賦予了法律利器，但真實的法律地位并不強硬，在權力面前很多時候還挺不直腰桿。

　　修改行政訴訟法的直接考慮是排除“民告官”的種種法律障礙和困難，但從立法宗旨與法律精髓考慮，更根本的目的是實現公民、政府機關之間的法律平等地位。這種平等，首先體現在庭審中，比如訴訟程序、舉證責任等等不會向一方傾斜;同時，平等也延伸至日常的行政管理中，是要通過法律救濟手段兜底，把公民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扭轉為普通的權責關系，改變那種治理者與治理對象的關系，管制與服從的關系。在一個法律主治時代，所有的社會關系都因法律而平等，權力并無理由可以置身“法網”之外。

　　不可否認，在現實中，有人只是把法院當做另一個信訪部門，或者進入訴訟程序時，要鼓足勇氣、抱定決心，一說到“民告官”，就沒了底氣，自覺矮了三分。有時候，不平等的關系不僅體現為訴訟資源、能量不對等，以及普通人沒能力跟政府打官司，首先，姿態上都欠缺平等。一些情況下，訴訟對象如具體的負責人甚至可能不出庭，責任單位往往沒有行政首長應訴，象征的平等，基本的尊重，都成了問題。公民權益受損可能實實在在，權力責任卻抽象空洞，行政訴訟仿佛有原告而無對象，讓人找不到自信。

　　在這個意義上，行政訴訟法的價值不在于它好看，也不僅是好用、方便，或者帶來“民告官”多大的勝訴率，歸根結底，是要看其能不能把一個官員、一個政府機關“拉”到庭審中，和普普通通的個人“對簿公堂”。 一個官員無論級別再高，社會地位多么優越，在行政訴訟中，他都要以法律的規則，和普通人你來我往的質辯，據理力爭，講證據，講邏輯，遵從理性，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某種意義上，“民告官”的說法都要拋棄，完善的行政訴訟制度是鼓勵普通人與官員、政府機關平等爭訟，而不是向權力討要公平接濟的形式之一。

　　讓人有底氣、有信心與權力平等“對簿公堂”，考驗著行政訴訟制度是否完善，也是修法的根本目的。(評論員 肖暢)

　　在經歷了23年的施行后，這部事關民權的重要法律終于啟動了修改的步伐，這無疑令人欣慰。然而，對于這么一部事涉重大的基本法律，有關方面在沒有明顯先兆的情況下突然拿出了修正案草案，其中能否充分尊重、吸納民意，備受各方關注。

　　早在8年前，有媒體報道說，全國人大法工委已經拿出了《行政訴訟法》的修正案，預計未來5年內該法就會修改。但整整8年過去了，有關該法的修改消息卻無下文，直至此次啟動大修。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我國著名行政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曾經透露，中國行政訴訟案件原告勝訴率不到10%，審判效果和質量不容樂觀，這源于“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對行政審判加以干預”。

　　馬教授的這個數據，或許僅僅是當前我國行政訴訟領域尷尬現狀的冰山一角。總的來看，行政訴訟目前存在起訴難、立案難、公正審判難和執行難四大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說是貫穿整個行政訴訟領域的始終。

　　眾所周知，行政訴訟是公民、企業和其他組織，作為行政管理的對象，在認為行政機關的行為侵犯了其合法權益時，依法提起的“民告官”訴訟。《行政訴訟法》的施行，不僅開創了中國法治的歷史篇章，也帶給了廣大公民以法律維權的武器;更重要的是，這部法律直接規范了行政機關及其官員的行為，使他們開始接受來自民間的監督和約束。

　　不過，現在回過頭看，當年《行政訴訟法》的出臺，還存在某種程度的倉促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訴訟的范圍過窄，訴訟的程序不嚴密，訴訟的執行缺乏規制，等等。這些不足，也正是該法需要修改的地方。

　　縱觀《行政訴訟法》23年來的實踐及其取得的經驗教訓，目前其亟須修改的地方，至少需要滿足以下幾點：一是將所謂“抽象行政行為”即政府的決定公告等一并納入訴訟范圍，最好是將全部行政行為都納入可訴范圍。二是嚴格級別管轄制度，明確上一級法院審理下一級行政機關為被告的案件，防止地方黨政官員干預行政訴訟，通過人為降低管轄級別以將案件控制在自己的轄區內;在可能的情況下，最好是確立行政訴訟異地審理普遍原則。三是規范證據制度和證明責任，對行政機關在行政活動中的證據實行嚴格審查原則，嚴禁行政機關在訴訟過程中的任何環節補充“執法取證”。四是在各級國庫設立行政訴訟敗訴基金，為解決執行難提供保障。五是設立“公益行政訴訟”制度，即借鑒民事訴訟法中的環保公益訴訟機制，對那些由行政機關作出的尚無確定利益受損者的行政行為，有關公益組織和機構，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訴訟。

　　當然，前述意見，也僅僅是在綜合當前學界和民間部分意見的基礎上所提出的建議。鑒于該法23年實施過程中所存在的普遍問題，以及廣大行政訴訟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酸甜苦辣，這部法律的修改，立法機關若能事先廣泛征求民意，或許效果會更好。

　　行政訴訟是以全國所有行政機關乃至行政組織為法律規制對象的法律，并且事關公民、企業的合法權益保護。對這種法律的修改，不僅不能由行政機關主導，而且應當廣泛征求學界、律師界和民間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把這部法律修改成有益民眾又有益法治的基本法律。(陳杰人)

　　燁泉

　　遼寧省盤錦市興隆臺區一村民在一起占地糾紛中死亡,《人民日報》記者從盤錦市政府獲悉,調查認定:民警接110出警,并非警察參與征地拆遷。出警后, 遭王樹杰和家屬潑汽油、追砍。在王樹杰點燃衣服撲向民警時,受到威脅的民警開槍。針對這一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事件,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進行了實地調查,并還原了事情的部分真相。

　　這一事件各方的評論很多,網友對警察的指責尤其不客氣,“警察槍殺群眾”成為輿論一邊倒的一個重要理由。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新華社的調查中有這樣一段當事人的描述值得注意,處理類似事件警察往往成為弱勢,去年興隆臺就因為強拆,警察出警被拆遷戶砍成重傷,在此事中,一開始張研只帶了一名警察前往調解, 沒想到一去就成為王家人攻擊的重點,無奈之下張研又叫了三名民警協助,可是沖突還是愈演愈烈。

　　從上述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簡單地把發生沖突的責任歸咎于民警是不公平的,當事人報案民警可以不出警嗎?“有警必接”是死規定,如果民警不出警,一旦發生血案大家是否還要把責任歸咎于民警呢?但是類似的事件民警出現場是有益于事態的平息,還是會激化矛盾呢?從盤錦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第二種結果。

　　大家都知道,公安部在去年年初就有規定,“嚴禁公安民警參與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對隨意動用警力參與強制拆遷造成嚴重后果的,嚴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這一規定態度明確、用詞強硬,絕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從很多經驗教訓中得來的。事實上,從甕安、孟連事件開始,公安機關就對民警參與處理此類事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這一規定就是反思的結果,其核心思想是慎用警力,要達到的效果就是和諧警民關系。

　　事實上,當前包括強拆在內的很多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十分復雜,涉及的各方利益也是糾結不清,絕不是公安單方面的力量可以解決的,公安民警在這些問題上沖在前面,打頭陣,不但不利于矛盾的化解,相反因為民警的特殊身份很可能會激化矛盾。從盤錦的拆遷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王家一家人情緒激動的時候,警察的出現不但沒有使他們平息怒火,反而刺激了他們走向極端。所以,類似事件的處理只能通過各方協商、調解來解決,而絕不能輕易動用警力。

　　公安部的規定在本質上是對公安民警的保護,也是對國家和政府公信力的維護,認真落實這一規定不僅是各地公安民警的職責,更是各級政府的職責。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公安民警愿意去處理類似事件,而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不能恪守權力的邊界,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把公安民警當成了“私人武裝”,動輒出動警力,把民警逼上了前線。

　　再次回到盤錦強拆事件,公平地說,制造矛盾的不是公安,激化矛盾的也不是公安,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和政績觀出了問題。這種執政理念和政績觀傷害了政府與人民的情感,沖擊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而公安民警在這個問題上成為了犧牲者,因為畢竟人死在了民警的槍下,群眾的不滿就會針對民警,那么民警所做的一切和諧警民關系的努力都會付之東流。

　　要改變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績觀,從根本上解決“土地財政”的思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需要從上到下的共識,需要尋找國家新的發展動力。而現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認真貫徹落實公安部的有關規定,讓規定成為民警的“護身符”,避免類似悲劇再次上演。